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道，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虽然头脑里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①，但有两种明显的政治思潮对自己彼时思想的新陈代谢产生过深远影响：一是梁启超发起的道德革命，唤起自己“‘作新民’的觉悟，投身到时代的新潮中去”②；二是陈独秀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发出道德革命转向的时代之音。陈独秀因呼应了读书人之所思，故迅速取代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新“楷模”。应该说，清末民初以来梁启超和陈独秀作为推动中国思想转轨的标志性人物，皆引领了时人观念更新与思想发展的潮流。毛泽东此段思想“趋新”的回忆，颇能代表当时许多人的状况。 综观既有研究，学界在探究青年毛泽东从萌生政治意识到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时，往往集中于列举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其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③，甚少看到“道德革命”这一或隐或显线索在毛泽东早期思想嬗变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毛泽东对道德革命的认知及实践为考察对象，以求勾画出一条从以“道德”为结合中心到以“主义”为结合中心的线索，从而为五四前后时人纷纷转向“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可供探索的视角。 一、从“圣贤救世”到“实现自我”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时人对中国社会失序的持续反思，思想界出现一种“道德救国”的倾向。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便指出，“中国旧有之道德”已“不足以范围天下之人心”④，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⑤故“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⑥。对此，梁启超提出，塑造“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⑦，号召进行一场“道德革命”，“发明一种新道德”⑧，实现“维新吾国”⑨。 梁氏“道德革命”方案一经抛出，迅速成为“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⑩。青年毛泽东亦是其中一员。1910年下半年，在东山小学堂求学时，毛泽东就曾借阅过《新民丛报》，并对《新民说》(11)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加以批语(12)。也自那时起，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3)。 深入察之，梁启超“新民”说虽面向大众，却倚重上层。梁启超称，“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14)，故主张以英雄“人物为时代之代表”来启发“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15)。此观点一出便“披靡了一世”(16)。毛泽东受其影响，深感“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向“英雄豪杰”(17)看齐，以“圣贤救世”之道实现社会进步(18)。他坚信，“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19)。据他自述，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甚至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他因读“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以及世界历史豪杰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等人的传记而为之“向往”(20)，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21)。不过，青年毛泽东更“倾慕”现实中的政治强人。1911年春，在“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后，毛泽东兴奋地主张“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尚未弄清“革命”与“改良”的区别，“思想还有些糊涂”(22)，但其关于“英雄豪杰”的救世思路，显然与当时思想界的“新民”倾向是相通的。 当然，受知识结构影响，毛泽东“圣贤救世”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他极力推崇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认为“新民”的最高境界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道德”与“事功”相结合。尽管“内圣”与“外王”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几分体现，但“又有大小偏全之别”(23)，由此形成圣贤、豪杰、愚人不同层级的划分：最高层次的“圣贤”乃“德业俱全者”，其身心修养皆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4)的境地，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25)的领路人；其次一级的“豪杰”，是为“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26)，他们虽未达到圣贤之境，但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办事之人”，是用圣贤之道启发群氓的“传教之人”(27)；再次一级是半开化、未开化之百姓，他们是“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28)。 一流之“圣贤”与二流之“豪杰”区别在德不在业，显示出道德至上的倾向。毛泽东由此立下志向，学习德业俱全的“圣贤”，“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9)，努力“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30)。 梁启超重视精英的新民思想落到政治实践中，便是他以文化“改党造党”从事上层政党政治的预备，所以他对民初共和政治充满期待(31)。然而共和制并非改造中国的良方。辛亥鼎革后，1913年讨袁之役以失败告终，随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这使许多读书人的共和幻想急速破灭。面对“百政俱废”(32)的新局面，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中重弹旧调，认为改变中国命运之“枢纽”全在“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指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33)。陈独秀却从“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34)的失望中，得出“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的结论，大改将中国“一线之希望”托付于社会菁英身上的主张，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35)。于是，又或因受到章士钊关于“青年之士”(36)的影响，他随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37)。 陈独秀从“社会菁英”转向“国民个人”、从“先导”转向“自觉”，因回应了国人对民初精英政治的失望心理而引发瞩目。又因他将关注重心放在勇于奋斗之青年群体上，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进而赢得大量追随者，遂取代梁启超成为新的标志性人物(38)。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和周围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都深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并且他自己更“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