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学作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学科，其理论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紧密相连。习近平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政治学因其关涉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地位非常关键，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也迫切要求政治学承担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更大责任。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肩负着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术使命。这意味着政治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深刻阐释“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与独特优势，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那么，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如何把握中国政治实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兼具主体性与包容性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这是本文试图思考与回应的核心命题。 政治学的核心任务与根本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活动中，系统地揭示政治现象与政治生活背后所隐藏的客观规律，形成具有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并最终以此指导良政善治的实现。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而言，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实践进行有效的概念提炼、系统整合与理论升华，从而实现本土经验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升华。②在此目标导向下，中国政治学界涌现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范式：一是田野政治学，提出要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获取丰富的一手经验材料，从中国大地的深厚土壤中提炼出具有深刻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③二是历史政治学，提出要在长周期的历史过程中发掘理论资源，为理解当代政治问题提供历史维度的解释框架。④三是比较政治学，提出要在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治理间开展系统比较，从而更清晰地界定中国政治运作的特殊性与内在逻辑。⑤四是计算政治学，提出要对海量政治数据进行采集、模拟与挖掘，充分利用大数据、先进算法与复杂模型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甚至预测。⑥一系列政治科学的方法论范式创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进入更为自觉和自信的发展新阶段，推动学界更加深入地发掘中国治理的本土资源，系统性地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⑦ 然而，在既有方法论范式的探索中，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中国政治实践，却仍存在对“政治实践”本身理解的碎片化与表层化问题。部分研究或侧重于经验材料的简单堆砌而缺乏具有深度的理论穿透，陷于对有限经验的绝对信仰，陷入就事论事的“理论简约”困境⑧；或简单套用西方实践的理论来验证中国实践，在分析框架的裁剪中导致“理论循环”问题⑨。以上研究难以真正把握中国政治实践的本质规定性与动态发展性，导致理论建构要么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注脚”，要么沦为零散经验的“形式框架”⑩。如何真正以“实践”为轴心，构建一种能够深度契合中国政治发展逻辑、有效连接经验与理论、实现历史与现实贯通的方法论范式，成为破解当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瓶颈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实践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将理论看作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的命题(11)，使“实践”的观点贯穿政治学研究的全过程。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实践的需要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政治实践过程的深度参与、动态追踪与理论反思，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路径。 二、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践特性及其回归困境 社会科学对人类生活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自然对象的“认识”，它是主体间的一种“理解”，因为社会科学通常与其面对的社会事实产生密切的联系，只有从交往参与者的行事立场中才能找到进入历史——文化世界的途径。(12)因此，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建立“实践社会科学”，要求超越主客观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13)特别是在政治学领域，关注实践有着更为迫切的内在需求：一方面，政治学本身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其知识生产必须扎根于实际政治过程；另一方面，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汲取养分。 (一)政治发展中实践论的两次讨论 作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洞察时代与引领时代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将“实践”置于核心地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其独特的实践观，他既批判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的或直观形式理解现实，也反对唯心主义从抽象的理性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实践，而是将实践界定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14)。实践是以革命的、批判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并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有两次关于实践的讨论，为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