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理论揭示了不同部门、不同职能的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关系，说明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真正来源，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1]355。然而，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变，导致学界对生产劳动理论的持久争议。近年来，随着各类数字平台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攫取巨额利润，生产劳动理论的争议再度兴起。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数字劳动理论试图通过扩大生产劳动内涵和生产工人内涵来证明剩余价值理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释力，在其理论框架下，社交媒体及用户内容生成平台的普通用户作为“产消者”被纳入生产工人，他们浏览广告的行为被纳入生产劳动。[2]在剩余价值来源泛化论的对立面，部分文献坚持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认为生产劳动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及其在流通领域的延伸；[3][4]也有文献否认物质规定性，认为生产劳动与劳动过程或劳动产品的物理属性无关。[5][6]194,195[7]35物质规定性争议关系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和内部联系。澄清该问题，需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逻辑和辩证结构下把握生产劳动理论，否则就容易为局部文本所困，把特定逻辑阶段的文本机械放大为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全部理解。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梳理生产劳动理论的建构逻辑和辩证结构，说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何以超越物质规定性，进而揭示数字劳动理论的局限。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解决物质规定性争议的钥匙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用来研究经济现象并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塑造了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辩证结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逻辑下，生产劳动理论呈现为五个递进的逻辑阶段。对辩证结构的不同理解是物质规定性争议的重要成因。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内涵 实在和具体是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被最初建构时的起点，早期经济学理论亦然。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为代表的17世纪经济学家缺少用以把握经济现象的理论工具——经济范畴，只能且必然从直观经济现象出发来建构理论。配第的《政治算术》着眼于英国如何“征服世界市场”[8]446这一现实问题，从人口、税收、贸易、产业、领土、地理、军事力量等经济现象展开分析，提炼出劳动、货币、价值等抽象范畴。[9]55,56[10]《政治算术》的建构和叙述逻辑集中反映了“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11]41。在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对具体的理解还比较粗浅，无法科学把握范畴之间的联系，理论也就无法形成严密体系，只能呈现为若干篇章的集合。 研究经济规律必须充分占有和分析现实材料，运用“抽象力”发现混沌表象背后的联系。建构理论体系则需要从范畴出发逐步呈现经济活动的逻辑与结构。[12]21,22所以，经济学一旦摆脱幼年期，“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11]42这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从分工和价值等抽象范畴出发建立分工论、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论，形成理论体系，然后运用范畴和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形成国民财富史论、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学史论以及国家收入论。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法摆脱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局限，也无法严格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导致不同逻辑阶段之间的嫁接或混淆。[13]287,288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1]42，既是研究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又是建构和叙述理论的方法。这一方法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即从抽象范畴出发，逐步放松条件和假设，考察不同逻辑阶段的规律并逼近经济现实，最终形成对经济规律的系统认识。马克思强调，思想整体是头脑理解客观世界的方式，不是客观世界本身，也不是其形成和运动的方式。这意味着，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受制于实践水平和思维工具，而且总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因此在理解生产劳动理论时，必须注意那些使范畴的特定内涵和理论的特定内容得以成立的特定逻辑阶段和约束条件。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结构 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从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五篇结构”直至去世前，不断完善理论体系的“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14]236，最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凝结为具有“辩证结构”的“艺术的整体”[14]231，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呈现辩证结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其理论体系表述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5]588。这是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12]22制定的“六册计划”。《资本论》主要对应其中第一册，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远未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各种具体领域及相关具体经济范畴的全面分析。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工资的各种具体形式“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12]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