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是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为辩证法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既有的研究从“否定性的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批判的与革命的辩证法”等方面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但较少探讨甚至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自觉的辩证法”维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①可见，这是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辩证法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理论研究，我们有必要打开这个论题的研究空间，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实现辩证法的理论自觉，进而阐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如何殊途同归。 辩证法经历了从源初到遗忘到复归再到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即古希腊辩证法的源初阶段、近代哲学辩证法的遗忘阶段、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复归阶段和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法的革命阶段，这一发展历程为我们呈现了辩证法是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古希腊哲学是辩证法的源初阶段，为人类确立了朴素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这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只能抽象地承认思维统一于存在或存在统一于思维，而不可能具体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②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虽然自觉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最终在批判形而上学的道路上重建了形而上学，其集大成者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③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统一到“思维”之中，因此可以说，他至多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实现了辩证法的理论自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指出，“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④因而，要实现辩证法的理论自觉，就必须认真对待黑格尔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⑤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⑥由此可见，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中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又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中将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自觉运用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以及最终如何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改变世界。 一、马克思所实现的辩证法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将颠倒后的自觉的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而确立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辩证法的理论自觉。 以往人们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简化为一个公式：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关于“颠倒”的问题，并非是单独将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二个环节，即否定性环节的这个“合理内核”剥离出来，不让其进入和达到第三个环节——思辨环节，就能实现剥离；也并非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清除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而保留住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么简单。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是一般唯心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使黑格尔整个体系都是颠倒的，因此只在辩证法的发展环节上进行颠倒是不够的，用一般的唯物主义进行颠倒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⑦也不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因为古希腊哲学将一切事物的变化视为“直接观察的结果”，⑧更不是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能够实现的，因为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和把握对象、现实和感性，忽略了对象、现实和感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一面，没有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因此并非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去推进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又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推进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是以实践为根本立场，将辩证法的根基从绝对精神的思辨领域颠倒为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⑩而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将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的根本旨趣，在于从人类社会历史中恢复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阐释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将自觉的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