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颇具深意地提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①这一论述中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揭示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德国政治制度批判的本质，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方案与实现条件。尽管学界研究已经涉及“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科学内涵和当代意义②，对深化这一重要论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启发和借鉴，但还应深入挖掘论断中思想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所谓“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具有三重意涵，即以革命实践作为解决德国现实问题特别是批判“思辨的法哲学”的唯一方式，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作为革命实践的根本目标，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实践的物质载体。因此，分析“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论断的思想逻辑，需要回到这一论断背后，探寻马克思在实践高度上思考人的解放问题的思维线索，以及贯穿其中的人的解放“何以需要实践”“需要何种实践”“由谁推进实践”的逻辑链条。对马克思经典论断思想逻辑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展现马克思思想的主线推进与逻辑深化过程，而且有利于凸显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思想的现实旨趣与当代意义。 一、“实践”何以成为批判“思辨的法哲学”的唯一方式 马克思提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基于批判德国现实进而彻底批判思辨哲学的需要。理解上述论断的关键在于，厘清马克思为何要在宗教批判中提出“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为何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即“实践”进行。这一问题中深藏着马克思对批判何以需要实践问题的思想逻辑。从思想史维度看，马克思的实践意识早在其博士论文写作时期已初步显现，并在《导言》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追问“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何以只能依靠“实践”，必须回归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探明马克思在理论探索中不断深化的现实指向与“实践”意识，以及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从理论研究的自我批判到理性主义思辨哲学批判的转换。 通过观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突出问题，马克思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③。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与同时期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的看法几乎一致。通过全面总结并阐释英法德三国共产主义者形成的基本过程与基础，恩格斯强调，之所以生活在英法德的共产主义者各自独立地得出一个相同结论，即“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④，是因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英国的实践、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分别构成各自国家中社会主义产生的基础或道路。然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尽管对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知之甚少，“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⑤却远远地超越了德国社会改革者。对此，德国社会改革者不能固守思辨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彷徨不前，而应当像英国人一般，以实践的方式摧毁德国现存的一切，包括其政治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等。“思辨哲学体系”是马克思在《导言》中要求以“实践”方式彻底批判的对象，而此时“实践”方式的提出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密切关联。 马克思直面现实的真诚贯穿马克思思想的始终。现实意识的萌发可追溯至他写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中学时期。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理论对生活的实际影响，认为不能沉溺于纯粹的理论创造：“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⑥这一理念在1837年《给父亲的信》中得到强化，马克思开始意识到阻碍其完成为人类服务的崇高事业和“神圣的天职”的严重问题在于，“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及其唯心主义根源⑦。尽管纯粹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带来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却使马克思深感自身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他开始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⑧。追求现实而非抽象的自由，并试图在理论高度把握其可能性，是青年马克思的兴趣和热情之根本所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追求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时期对伊壁鸠鲁哲学现实性的关注和认识，为他在《导言》中从关注现实到强调“实践”的深入思考埋下伏笔。 在博士论文写作时期，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不仅强化了自身理论的现实指向性，而且试图通过厘清理论精神如何转化为实践力量的问题，探究与黑格尔主义及其思辨理论体系具有异质性的实践取向。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相关思想，并未摆脱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他的哲学观、世界观尚在形成之中，“但从马克思告别康德—费希特、告别德国浪漫派到选择黑格尔、再到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历程，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告别还是选择，其理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都远离现实，不能让他在其中看到此岸自由的希望”⑨。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⑩，即判定伊壁鸠鲁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希腊哲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11)。在进行这一理论工作期间，马克思逐步意识到伊壁鸠鲁哲学较为突出的现实指向性及其与自身理论旨趣的契合性。以消极的行动摆脱世界对自身的种种束缚，是伊壁鸠鲁哲学视野中的人所做的唯一的善，从这一现实指向出发，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12)马克思此时虽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及其思辨方法，但开启了对这一哲学及其方法的内在限度的反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转向，而且推动马克思走向哲学的实践，将其理论研究引向现实观照。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已经初步体现其思想与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异质性因素，在此后的文本中，马克思开始自觉地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反思与批判，彻底批判思辨哲学的理论取向更加凸显。这为马克思以实践变革德国现存的一切，发起对其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奠定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