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国家和区域的城乡关系不断发生转变[1]，推动广大乡村地区持续经历着要素重配、结构重塑和功能重组的复杂过程[2]。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全球贸易、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城市与乡村、全球与地方的互动加快了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乡村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全球、国家、区域的生产体系、消费体系，乡村地域功能持续演变并呈现多元分化特征[3]。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历来高度重视乡村发展问题，通过制定和实践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旨在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从低水平单一化向高水平复合化的跃迁，以此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4]。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持续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标志着中国乡村发展进入以多元价值重构为核心的战略转型期。但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发展偏向及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严重削弱了乡村的发展动能，剥夺了乡村的发展权益，基层治理效能弱化下的城乡要素流动受阻、资源整合能力不足下的乡村产业落地难、社会资本流失下的内生动力衰退等组织结构失衡与转型滞后问题，严重制约了新时期乡村的功能优化与协调发展[5]。亟需通过系统性制度供给推动乡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乡村基础功能的同时推动乡村地域功能转向复合化协调发展[6]。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国乡村特色与多元化发展，以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加速乡村振兴与推进城乡融合成为中国乡村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乡村地域功能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与效用[7]，其功能类型与强度由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配置与结构状况所决定[8]，并体现在乡村的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态文化供给等方面[9，1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乡村地区发展理念经历了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转变[11]，本质是乡村地区以农业(粮食)生产为主导功能转向功能多元化的动态演变过程，旨在通过乡村地区的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功能优化重组与协调发展。1949年后，自上而下的国家需求使乡村紧紧围绕粮食生产这一国家战略任务[12]，加上城乡二元制度限制了城乡互动与共同发展，粮食生产是该时期内中国乡村的主导功能[13]。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与城乡关系转变极大释放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14]，乡村地域功能分化加快，并在城镇化、工业化持续推进过程中进一步突显功能多元化特征。近年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转型发展重点转向劳动力、土地、产业、生态、文化等要素优化配置的实践探索，通过乡村要素重配实现乡村地域功能重组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着力点[15，16]。但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优先发展与乡村的无序发展引发乡村农户参与机制缺失、组织化载体效能不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制度供给失衡和政策协同不足等一系列问题[17-19]，制度变迁滞后于要素重配需求的深层矛盾不断激化，中国乡村呈现低组织化(产权分散化、治理行政化、产业断链式发展、农民非正规就业等)状态，难以把握新时期城乡融合趋势下的发展机遇[20-22]。 组织的本质要义，是人们以集体力量应对不确定性的发展环境，从而提高生存和发展的确定性[19]。组织化是指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过程，并建立起制度性的联系[23]。组织化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理解：动态角度是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集合成一个组织活动体的过程；静态的角度是指一定时期的组织化活动过程的结果表现，即程度高或低的组织化[24]，而乡村组织化则表征其发生在乡村的动态过程与静态结果。在明确组织化动态建构与静态表征的基础上，相关学者从多个视角开展了乡村组织化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看，组织化是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的重要过程，不仅重组乡村治理结构，同时实现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完善[18]；从乡村产业发展看，组织化是指处于农产品生产销售上下游环节的各个经营主体形成新的稳定联结关系，并扩大产业发展单元、嵌入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有效配置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25]；从乡村生产主体看，组织化是指采取不同的方式将众多分散的农民集合起来，以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地位和维护农村稳定等目标的过程[24，26]。结合当前中国乡村发展全局来看，乡村治理的行政逻辑日渐显化，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仍未改变，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依然突出[27，28]。低组织化状态下的乡村无法适应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城乡转型发展的需求，乡村所特有的、应当和必须发挥好的功能也尚未得到充分发挥[29，30]。因此，如何提升乡村组织化水平，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与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小农经济现代化转型、加速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已有研究在乡村地域功能与组织化领域已积累较多理论探索与实证案例，但乡村组织化的理论阐释尚未形成系统框架，对其与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内在关联机制缺乏深度解构；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如何通过组织机制创新实现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乡村地域功能与组织化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与乡村组织化的需求逻辑，探讨面向城乡融合的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机制，为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2 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乡村地域功能与组织化特征 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经历了城乡分割与二元化确立、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加剧、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4个阶段，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特征也随之发生阶段性转变，乡村地域功能表现为功能单一化、功能分化、功能多元化转型和功能复合化协调发展的特征[31，32]。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促进城乡互动愈发深入，而不同城乡关系背景下乡村组织化则表现为高度组织化、去组织化、传统组织体系弱化和亟需再组织化的特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