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深远影响。从全球城市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随着经济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城市更新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的关键地位愈发显著[1，2]。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7％，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为存量提质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在此背景下，通过城市更新化解“城市病”，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显得尤为急迫。城市更新不仅是优化城市环境的有力举措，更是激活存量资源、拓展新经济空间、释放消费潜力的核心途径，是全方位增进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动力[3]。这一战略部署已纳入党的“二十大”报告；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深化顶层设计，指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最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系统性部署全方位彰显了对公民在住房、社会公共服务、公众参与等多维度权益的有力保障。 既往城市更新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且优先考虑物质更新。在国际层面，20世纪中叶的城市更新以物理环境改造为核心，如美国“城市更新计划”采用的推土机式更新策略[4]。随着城市发展理念演进，“城市权利”和“正义城市”等理论为人本导向的城市更新提供了理论支撑[5，6]。在实践中，巴塞罗那的超级街区计划和新加坡的组屋更新项目等成功案例展示了人本导向更新的巨大潜力和价值[7]。国内城市更新经历了从棚户区改造、危旧房拆除到精细化更新的转变[8]。早期如1990年代上海“365危棚简屋改造工程”着重解决基本居住安全问题[9]。但是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破坏了原有城市肌理和社会网络，忽略了居民对宜居环境、社区归属感和文化传承的多元化需求。这不仅会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及宜居感受，而且建设与居民需求不符的设施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政府财政负担。更为严重的是，若更新改造不彻底致使居民和产业外迁，将会削弱城市的经济活力与竞争力，进而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10]。因此，在城市更新的实践中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城市空间资源活化利用与更新。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具有以下四个突出特征：第一，城市更新的目标从过去单一的物质环境改善，转变为更加关注社区服务完善、文化价值传承以及社会公平实现等多维度社会价值提升[11]；第二，城市更新的主导机制逐渐从传统单纯依赖政府的模式，逐步转向政府、市场及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居民不仅是更新成果的受益者，更是更新决策与实施的积极参与者[12，13]；第三，城市更新的实施方式从过去的大规模拆除重建，转向更加注重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社会网络的保护，采取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与微更新手法，以降低更新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文化损失[14，15]；第四，城市更新的功能布局从传统单一的功能规划转向功能混合布局，通过功能复合满足居民居住、就业、休闲等多样化的空间需求，促进城市活力的提升与空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6]。同时，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在规划指标中得到体现。例如，中国的城市规划逐步从传统的千人指标模式转向社区生活圈模式，强调以步行尺度(5～15分钟步行范围)为基础，配置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以实现城市空间的宜居性和便利性目标[17，18]。但是这种尺度固定的规划指标难以适应居民需求随尺度的逐渐变化。例如微观的住宅尺度需求可能聚焦居住条件优化；中观的社区乃至街区尺度需求注重公共设施配套与空间环境提升；宏观的城区尺度需求则关注职住空间的布局和交通衔接[19]。各个尺度上的需求又相互关联，如住宅区域的居住条件改善可能会带动周边街区对服务设施的需求，但同时加剧街区停车矛盾。并且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类型城市的更新需求差异巨大。因此，迫切需要响应国家城市更新和人民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深入探讨满足居民需求的、具有精准空间适配性的城市更新模式。 因此，本文基于城市体检工作，构建了基于居民更新需求空间复杂性的解析框架，旨在实现更新策略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第1节首先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剖析居民更新需求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其次探讨居民需求的空间关联机制，揭示不同尺度需求间的交互效应；进而分析城市异质性背景下居民需求的差异化特征，为城市类型化更新提供依据。第2节阐述了城市体检如何成为连接居民需求与更新策略的关键桥梁，以及如何通过不同尺度的指标体系设计将空间复杂性解析框架转化为实践工具。第3节通过城市体检案例的实证数据验证了更新需求空间复杂性解析框架。最终第4节提出了相应精准化更新策略体系，从而形成理论提出、方法构建、实证验证、应用策略的完整研究路径。本文不仅拓展了城市更新理论的空间维度，丰富了“人民城市”理念的实践路径，更为推动中国城市更新从“大拆大建”向“精准微更新”转型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 居民更新需求的空间复杂性特征 居民更新需求的空间复杂性源于需求演化规律、空间相互作用机制与地域分异格局的交互影响。从空间尺度看，需求呈现出从基础安全向系统协调演进的层级性特征，这可视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空间维度上的映射。在跨尺度传导过程中，需求通过设施共享与人口流动等机制产生关联性，表现为低尺度需求对高尺度设施的牵引作用或资源竞争关系。最终，这些过程嵌套于特定城市异质性情境中，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空间结构特征决定了需求的优先序列，并加剧了空间关联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三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居民更新需求的空间复杂性，为后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1.1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居民需求尺度差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级，为理解城市更新中居民需求的空间尺度差异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心理学的理论被扩展至城市空间领域，将人类需求层次与不同空间尺度的活动类型相关联，为理解居民需求的空间分异提供了理论支撑[20]。不同层次的需求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明显的尺度分异特征，形成了微观住宅、中观社区与街区、宏观城市的多层级需求结构(下页图1)。在生理需求层面，居民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与日常服务设施的可达性[19]。研究表明，生理需求在空间尺度上主要集中于住宅与社区两个微观层级，尤其表现为15分钟步行可达范围内的设施配置需求[21，22]。安全需求则在多个空间尺度上有所体现，但呈现出从微观到宏观的层级差异。在微观住宅尺度，主要表现为建筑安全、燃气安全和楼道安全等基础安全诉求；在中观社区尺度，体现为物业服务质量和社区安全管理；在中观街区尺度，则关注整洁有序和安全维护；从宏观城市尺度，则扩展为应急管理和防洪排涝等城市韧性系统建设[23，24]。这种安全需求的尺度扩展反映了从个体居住安全向社会系统安全的拓展。社交需求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尺度递进特征，随着空间范围的扩大，社交活动的性质与深度发生变化。实证研究表明，社交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空间尺度的扩展呈现显著相关性[25]。在社区尺度，公共活动空间满足了居民日常邻里交往需求；在街区尺度，文化活动中心和公园绿化活动场地为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交平台；在城市尺度，公共文化设施则支持了更大范围、更多元的社会交往[26]。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需求逐渐向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转变。这些高层次需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多样性和文化特征密切相关[27]，主要体现在街区和城市尺度上，如街区尺度的特色活动、文化活动组织，以及城市尺度的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统风貌特色等[28]。这些需求超越了基本生存与安全关切，反映了居民对生活品质、文化认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