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通过高投入实现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在这种路径依赖作用下，随着要素边际报酬加速递减，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使得传统高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因此，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要素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转变，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是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教育被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视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外溢吸收、加快技术扩散和推进专业化分工等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202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达到1158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突破2.5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已经接近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也逐年增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2010年的5629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1764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0.45％。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投入使得中国成功建立起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然而，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1978-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99％，约为美国的61.11％[1]，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可见，尽管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提升了人力资本存量，但是仅教育规模的扩张仍然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增长。 作为参照，新加坡和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相继进行了高等教育改革，在增加投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提高了劳动力整体素质，优化了劳动力结构，推动了技术变革，使经济保持了持续性增长，人均收入分别于1989年和1994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反观巴西、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同样增加了高等教育投入，但经济增长依然缓慢，人均收入水平直到21世纪10年代才达到1万美元。同样进行高等教育投入，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因素之外，教育投入的效果不同是主要原因之一。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在于增强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使劳动者能够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有效地履行职能。这种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改善了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容易进行创新和技术研发，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出现，而创新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由此可见，作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无论是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还是创新能力的培养都与教育质量密不可分，而高等教育机构又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并决定着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厘清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质量是否能够影响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发现高等教育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规律，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第二，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和程度是否存在差别，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国根据当前发展阶段与收入水平，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高等教育政策。 二、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中，经济增长质量和高等教育质量被视为不同领域的研究客体，学者们分别对二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经济增长质量和高等教育质量纳入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一)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另一类是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方面形成了两支文献。一支文献采用单一指标进行测度，如Zhou等、Yang等、郑玉歆、任保平、徐现祥、余泳泽等学者通过不同方法测度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将其定义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而得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关键在于技术进步这一结论[2-7]。另一支文献则侧重于综合指标的测度，Zhou等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强调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无法在单一指标上完全体现[8]。马茹等从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五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9]。钞小静和惠康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10]。师博和任保平则基于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进行了测度[11]。 在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两支文献。一支文献认为制度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徐君和朱微笑等认为提升政府制度质量是促进创新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12]。刘军和陈钧威认为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过程中，高效公共政策的实施是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13]。另一支文献认为直接提高创新投入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蔡跃洲和陈楠认为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可以加速普及人工智能的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和创造性四项技术，在劳动力成本攀升的背景下可以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出重要贡献，但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结构性失业[14]。陶长琪等认为能否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取决于创新能力的提升[15-16]。而李平等则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同时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具有较强的集聚能力，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有重要影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