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1]。博士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承担着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使命[2]，其培养模式始终受到全社会关注。 在我国博士生教育体系中，将学位授予与学术发表进行强制性捆绑，已是一项基础却颇具争议的制度安排。按照这一制度要求，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必须完成预设的论文发表指标。其支持者主要有三重考量：第一，将论文发表视作博士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演练场”，认为博士生通过发表期刊论文过程中的规训，能够掌握学术研究规范、提升科学研究能力[3]；第二，将其看作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把关口”，认为发表期刊论文既是对学位论文写作的“预热”，也是对学位论文阶段性创新成果的凝练与提炼[4]；第三，将其视为弥补传统学位论文评价主观性的“客观标尺”[5]，认为期刊作为第三方评价，能够减少评价过程中的主观偏见与人为干扰，为博士生培养质量评判提供更客观、更中立的参考依据。 然而，随着“破五唯”改革的推进，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审视与拷问。表面看似合理的功用性辩护，实则难以掩盖制度本身存在的学理悖论。事实上，支持者所强调的“发表规训科研能力”这一预设已被实证研究否定——为了满足毕业条件而发表论文不一定能提升博士生整体科研能力或创新水平[6]，这从起点上质疑了该制度的“能力训练”价值。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曾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呼吁，“大学不能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7]，此言正是对这一制度逻辑的深刻批判。 当前相关研究虽已积累相当成果，但大多停留在分析制度所引发的表层问题上，如该制度所引致的博士生心理健康压力[8-9]、培养取向走偏[10]、学术不端行为滋生[11-12]等，尚缺乏从学术秩序与大学职能等层面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根源性的哲学批判，也未能充分关注“破五唯”政策推进过程中高校出现的“象征性执行”“替代式执行”等现实困境[13]。为此，有必要理清强制性学术发表制度的演进历程，剖析其学理基础与内在逻辑，揭示其对高校学术治理的深层冲击，全面研判其对博士生教育的影响，以便构建回归育人本质的博士生教育评价体系。 一、制度溯源：学术发表强制要求的演进历程 我国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并非一项孤立的政策设计，而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与结构张力中，由管理理性、竞争压力与制度路径依赖共同推动形成的渐进式制度。其发展脉络呈现为：从一个最初旨在解决现实治理难题的“客观尺度”，逐步演变为一套深度嵌入学术肌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学术创新的“刚性规训”。 (一)量化评价引入：制度萌芽阶段的探索实践(1980-1990年代初) 在制度萌芽期，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仅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学术水平作出原则性规定，即“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并未将期刊发表设为强制性门槛[14]。此时的标志性事件是南京大学率先引入SCI论文评价体系[15]。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一做法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面对社会转型期学术诚信普遍缺失、同行评议机制尚未健全的现实困境，SCI凭借其相对客观的量化标准与国际化的“出身”，被寄予了打破人情藩篱、接轨国际学术规范的时代期望[5]。然而，这一旨在“破局”的“破窗”之举，也为日后学术评价体系的全面量化崇拜埋下了伏笔，工具价值于此开始潜在地超越学术活动本身的内在价值。 (二)刚性约束强化：绩效导向主导的发展时期(1990年代中期-2017年) 该阶段是发表制度的全面扩张与刚性化时期，其动力源于三重结构性力量的叠加：其一，国家层面相继推出的“211工程”“985工程”以及高校扩招政策，极大地激活了高校间对学术资源与声誉地位的竞争；其二，新公共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渗透，使得“绩效至上”“量化考核”与“发表还是出局”逐渐成为主导性的高校管理逻辑[16-17]；其三，在上述背景下，高校深陷于一场全方位的“学术锦标赛”[18]之中，迫切需要一套可量化、可比较的产出指标来彰显其办学成效与竞争实力。 在此合力之下，博士生群体不可避免地被纳入高校的学术生产链条，科研成果发表与学位授予被紧密捆绑。各高校相继制定了极为精细的学位申请所需达到的学术发表条件，例如：清华大学曾要求理工科博士生“至少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人文社科博士生“至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4篇论文”[19]；上海交通大学则规定“至少发表(或录用)2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发表在SCI或EI检索的刊物上”[20]。这些高度细化的标准，共同构筑起一套以“质量控制”为名的话语与实践体系。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在校研究生对高水平论文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已达到32.31％，其中博士生是主力军[21]，表明其已成为高校科研产出的重要力量。至此，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设立的初衷已完全走偏，它从一种辅助性的培养手段，转变为驱动学术生产的核心引擎。其性质也从最初的弹性引导，固化为束缚博士生学术生涯发展的刚性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