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强调高校分类发展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举措。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枢纽，高等教育发挥着破解同质化困境、优化创新生态的龙头作用。从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确立“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的分类框架，到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学校评估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细化分类评价标准，我国高校分类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向纵深推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重构，有必要继承高校分类的内涵式发展逻辑，明确分类战略依据，推进构建与产业升级相适配、与区域发展相协同的分类体系，以摆脱高校发展同质化困境，优化创新生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也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实践选择。 一、高校分类改革的发展脉络 遵循“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我国高校治理体系在纵向分层管理与横向分类办学的两种治理模式下，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逐步实现从分层到分类，从金字塔式分布向资源配置式转型。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等多主体以前瞻性布局引领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校自主发展与自我超越。 (一)文化延续：高等学校治理的理路传承 我国高校治理理念主要围绕分层发展与分类治理两条路径展开。分层治理下诞生了重点大学建设制度。行政力量主导的分层发展理念从高等教育的一般价值取向出发，力图以“择优”代表强校管理“效率”，以“去劣”加强弱校建设，加快劣校和弱校向优校、良校发展[1]。分层治理将高校分为不同的级别，是一种追赶型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我国根据高校层次定位确定资源配置梯度，推动各校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生发展能力[2]。而重点大学建设助力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强国[3]，核心是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培育优势高校。这一政府主导的分层发展体系将办学基础扎实、培养规模和教育质量潜力显著、科研实力突出且能为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高校纳入重点建设名单[4]。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管理优化、师资配置倾斜、专业设置优先等措施，为重点高校提供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持[5]。在此理念影响下，高等教育领域相继实施了重点学科培育、重点实验室建设、特色专业打造、精品课程开发等一系列专项工程[6]。这些实践探索为后续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分层主导治理理念下，高校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择优去劣”导致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错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模糊，学科专业布局趋同，各校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与学科齐全，人才培养方案缺乏特色，滋生了系列同质化问题。 简单的重点等级分层难以彰显各高校优势，且易引发同类水平同质化竞争，难以高效满足国家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相较而言，分类治理管理机制相对稳定，可操作空间大，灵活性强。《意见》发布前，高校分类的政策性文本尚未出台，高校分类发展处于理论研究与讨论阶段。学者对分类依据的理论探索，包括按“科研体量”差异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及教学型[7]，或依“办学功能”定位区分为研究型与职业型，但这类探索相对缺乏政策支撑。这一时期对分类制度体系的探索较少，仅有的“十二类别划分”参照教育部学科门类设置及构成比例[8]，将高校细分为师范类等类型，是满足企业、产业和行业用人需求的统计学分类，且将高校类别与行业类别直接机械对接，相对缺乏学理依据。 (二)范式重构：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 我国高校治理模式逐步从分层发展转向分类发展，从金字塔式分布转向资源配置式分布，高校各要素的分类发展细则也随之不断细化。20世纪，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的金字塔式分层结构通过院校合并、重点建设、扩招等政策，将高校异化为社会分层再生产的工具。该模式虽强调分层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却忽视了教育本体价值与个体发展需求的多元性特征。而依新制度主义视角审视，重点大学的资源垄断不断加剧，最终导致高校发展陷入分层锁定的困境。经过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已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性调整，资源配置模式实现了从集中式向分布式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引导高校实现差异化定位与特色化发展。分类发展模式也需从注重规模扩张、空间拓展的外延式增长，转向强调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的内涵式发展。当前我国高校分类管理体系呈现制度刚性与管理柔性相统一的特征，整体呈现显著的弹性治理取向。在制度刚性方面，《意见》确立了我国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高校的基本分类框架，突破了传统类型、层次的二维分类模型，构建起功能、质量、特色的三维坐标体系。高校分类标准从院校属性转向能力导向。通过立法程序和政策制定，不同类型高校在办学条件、机构属性、经费保障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有了量化规定。在具体办学标准方面，柔性的定性指标在引导高校发展方向的同时，为地方特色办学和高校自主特色改革预留了空间。在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的监督调控下，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模式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弹性治理框架。 在弹性治理框架下，高校分类改革着力破解分层体系中资源配置导向的制度惯性问题，如不同类型高校标签固化、办学特色模糊等。一是破解职业技能型高校面临的学位歧视问题。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加之过去职业技能型高校本科学位缺失问题，导致职业技能型高校的生源和资源双面受限。二是破解应用型高校在学术主导的评价标准下面临的发展模式模糊困境。为获得更多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办学资源，应用型高校往往难以兼顾“社会服务”与“自身发展”。现代学术生态系统由探索性学术、整合性学术、教学性学术以及应用性学术四个方面构成[9]。三类高校差异化共同发展是尊重各类知识和技术的必然回归。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动各类高等学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相互承认学分”，以保证各类高校之间资源共享。这一体系为解决应用型高校与职业技能型高校同质化发展、盲目升格等问题奠定了基础，为建立均衡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