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可谓之农业化，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程可谓之工业化。无论农业化还是工业化，其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都绝不只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变迁，而是蕴藏在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教育方式以及支撑其持续发展的技术手段，最终乃至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正在来临的知识社会和创业社会，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加速。以创新创业作为共同引擎，现在知识社会与创业社会的边界还不明显，就像工业化初期农业化的证据多于工业化，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知识在驱动或知识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事实上和早期的知识社会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由于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很多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贬值。在早期的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阶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新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在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以学历和学位制度为媒介，与工作世界直接对接、相互嵌套，为阶层流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由高学历者组成的知识阶层已日益庞大，但文凭(学历和学位)已不再能为就业提供保障。“以‘弹性’/灵活性(flexibility)的名义，大批传统上安全稳定的工作都被降级为临时工作或散工，或者外包到二级承包商和代理商，而政府政策也推波助澜，强行要求政府机构将很多服务外包。”[1]现有的高等教育系统仍然基于并服务工业文明或工业社会的假想式需求，尚未完全适应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创业社会转型的需要。结果就是，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智能技术和智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种教育体系培养的是学生基本技能，遵循指令的能力，以及执行规定任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善于协商、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能够激励团队、能够设计绝妙体验、了解人们所想或所需，以及善于发现下一个问题同时清楚如何解决它’的人。”[2]面对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超越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安排，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实现价值观的更新和流程的再造，从而适应并引领工作世界的变革。 一、工业社会中生产主义的困境 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强调的是一个组织或群体完成任务的效率，可以用来评估一个组织生产产品的速度、品质和过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力从产业界进入学术界，乃至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根本遵循，那些原本和生产无关的领域也开始面临生产力的约束，甚至每一个人都成了生产的基本单位。最终，生产主义成为工业社会的基本准则，生产力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组织机构或个人成功与否的指标或标志。[3]伴随从生产力中心到生产力主义的演变，生产本身成了一种弥漫在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乃至成为工业文明的象征，而不再只是具体的社会行动。工业生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为生产而生产也导致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反过来导致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进而出现了生产的悖论，即生产本身抑制了对生产者的需求，而生产者对于生产本身也是既厌恶又离不开。其结果，一边是数量惊人的物品被生产，再浪费，另一边则是令人绝望的匮乏和试图挣得基本必需品的普遍挣扎；或者，一边是人们因过劳而不堪重负，另一边则是人们因失业而灰心丧气。[4] 以生产和生产力为观测点，如果说农业社会是劳作社会，那么工业社会就是工作社会。劳作社会主要强调的是体力付出，而工作社会注重的则是社会分工。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是中心，工业文明的轴心是工厂，经济重心明显不同。工业社会以工厂式的工作来安排社会秩序，生产性工作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非生产性的工作被边缘化。其结果，在旧式工作伦理下，当我们思考教育时，不再考虑成人，而是考虑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所需要的资质和技能；当我们思考生活质量时，考虑的也不再是人生意义，而是更高的工资，以便能负担更多的费用；当我们思考数字化时，考虑的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担心工作岗位被替代；当我们思考休息时间时，不是享受闲暇，而是将其视为工作时间的逻辑对应物；当我们展望未来时，脑海中仍然会浮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5]在底层逻辑上，工业社会之所以出现工作主义并演变为工作社会，与工业化对效率或绩效的崇拜密不可分。按鲍德里亚(J.Baudrillard)的说法：“一个幽灵徘徊在革命的想象中：生产的幽灵。它到处承诺一种不受约束的生产力的浪漫主义。”[6]工业化过程中，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工作的人数以及工作的时间就成了提高产出的重要途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各种各样的工作，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工作本身被塑造或建构成一种符合社会伦理的美德，不工作或少工作甚至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可以肯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没有工作，社会生活就无法继续下去。但它并没有说明应该做多少工作，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应该由谁来做这些工作。”[7]客观来看，工业社会所造就的对于工作的崇拜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是工作主义和生产主义的产物，既不是人的天性，也不是社会的本质要求，而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框架下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形成或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生产化和工作化的过程，那么随着去工业化的加剧和后生产时代的来临，尤其是工作世界中工作岗位的逐渐流失，工作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向后工作社会或后稀缺社会转型，以工作为中心的生产主义价值观也将被淡化乃至被抛弃。 与农业社会的缓慢增长相比，工业社会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加速。但当前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工业社会的加速正在被智能社会的大加速所取代。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加速是线性的增长，智能社会的大加速则呈指数式增长。线性增长的速率相对稳定、相对容易预测，而指数式增长经常带有颠覆性，不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其对就业的影响往往也难以准确预测。“随着职业——或许还有伪职业——在数量上的繁荣，它们在质量上却趋于衰落。”[8]事实证明，人类社会每一次经济的快速增长均伴随“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而非线性的累积。从原始社会(经济)到农业社会(经济)如此，从农业社会(经济)到工业社会(经济)如此，从工业社会(经济)到知识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当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再次面临“技术一经济”范式的转换。在转型期，由于新旧范式重叠，往往也是一个观念冲突和矛盾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的转型注定是漫长的过程，但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当临界点到来时，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赢得未来，否则就会被淘汰。戴维森(R.Davidson)在《第四经济》中将近700年西方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农业经济时期(1300-1700年)、工业经济时期(1700-1900年)和知识经济时期(1900-2000年)。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每次经济转型时，投资前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制约条件所带来的回报都在逐渐减少。大众的普遍反应是将当前的困难称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但大众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全球经济的衰退——我们只是在向不同的经济时期转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