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格局变化，全球教育合作范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教育作为推动全球人才流动、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与知识共享的重要桥梁，其本质和实践模式正被不断重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新华社，2025)，然而，教育实践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却面临着诸多困惑：出国留学还有没有价值?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究竟如何?国际交流合作中如何处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参与全球治理，究竟讲什么、怎么做?国际合作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本质上是新世界秩序对“国际教育”的传统内涵构成了深刻挑战。如何建立基于中国立场、回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教育”新话语体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 一、“国际教育”的传统内涵与实践困境 “国际教育”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却又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传统理解与实践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并相对固化。现有定义主要将国际教育看作一种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理念主张或教育实践。作为一种教育政策，国际教育从国家政策层面得到法律承认与国家财政资助。正如一些学者的理解：“国际教育或教育国际化是学术机构或国家为应对全球趋势所采取的一种专门政策和议案。”(Beckford，2003)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美国学者乔治·贝雷迪(George Bereday)做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国际教育“从比较教育中分化出来，是一个对跨文化思想交流、跨国人员流动，以及促成二者协同的支撑机构系统进行持久研究的专门领域”(Bereday，1967)。作为一种理念主张，国际教育从诞生之初就包含了对国际理解和自由市场贸易两者的共同追求，对国际理解的追求形成了“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t)的国际教育”，对自由市场贸易的追求促成了“全球主义(Globalist)的国际教育”(Cambridge et al.，2004)。“国际主义”立场下的国际教育主张不同主权国家在保持内部教育的民族特色或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教育寻求国际协作，目的是促进国际理解与国际合作。例如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艾萨克·康德尔(Isaac Kandel)曾提到国际教育将有助于“发展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的产生不是以情感为基础，而是因为对本国和别国的赞赏性理解，是因为感到所有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制度用各种方法为世界的工作和进步作出贡献”(赵中建等，1994)。“全球主义”立场下的国际教育受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市场价值取向的影响，关注教育竞争、质量标准、全球认证等核心话语。学校办学理念从纯粹的以教学为核心，转向拥抱市场机制与竞争逻辑。在此背景下，国际教育随之转型成为一种全球性品牌，并借助质量体系等工具在全球市场中系统地推进其品牌战略。 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国际教育是一种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双向度的交流活动或过程，涵盖“引进”或“输出”两个方面。“引进”就是一国面向世界，认识、尊重、理解进而吸收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输出”则是一国把本国优秀文化成果传播到世界，让他国认识、理解并借鉴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强调跨国合作与文化共享。正如中国学者顾明远所言：“教育国际化并非西方化，也不是国际趋同化。对我国教育来讲，是双向的，既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也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交流。”(顾明远，2011)从具体活动类型来描述，国际教育的实践活动主要涵盖人员的国际交流，包括留学教育、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在目标国设立分校或分部，与当地学校合作办学；兴办国际课程；开展教育援助等。其中，出国留学作为国际教育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长久以来吸引着众多学子奔赴海外，在异国的教育环境中汲取知识、拓宽视野。 这种传统理解与实践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沉淀，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国际教育的既定范式。然而近期特朗普政府勒令哈佛大学禁止招收国际学生、驱逐近7000名在读国际生的事件，直接暴露了国际教育生态的脆弱性，海外求学、人员互访与合作研究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此外，这种传统范式在实践中日益陷入多重困境：合作办学上文化冲突与管理矛盾不断涌现，教育援助目标错位与资源浪费现象屡见不鲜。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来看，优质国际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及特定区域的核心城市，发展中国家、边缘地区、弱势群体获取高质量国际教育的机会严重受限。发达国家通常掌握了全球教育政策的主导权和资源分配的主动权，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标准化和单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上述困境深刻揭示了传统国际教育模式在应对21世纪复杂挑战时的局限。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新时代：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与深度互联并存，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要求进一步发展前所未有的跨国协作，同时对多元文化价值与本土知识体系的尊重与复兴呼声日益高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与战略定位为国际教育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与使命：国际教育必须紧密服务于国家核心战略——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驱动科技创新与自立自强、赋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并积极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全球公民素养的需求。同时，在突破西方主导话语体系、增进文化自信的迫切要求下，中国的“国际教育”也承载着促进中华文明传播与世界优秀成果吸纳、深化文明互鉴的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仅仅延续过去的线性思维或静态视角来理解和发展国际教育，已远远不够。传统内涵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与实践困境之间的巨大鸿沟，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国际教育的本质、目标与实践路径重新进行批判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