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二分”及其之间关系的脱节所形成的“两张皮”问题，一直是“屡遭诟病却久治不愈的顽瘴痼疾之一”，且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①在日本，该问题同样困扰着教育史研究者，不过在以佐藤秀夫(1934-2002年)为代表的诸多学者的努力下，走出了一条教育事实史的独特研究路径，其经验有可资借鉴之处。作为日本现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佐藤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日本教育学界享有盛誉，有“学界的活字典”之称。②1965年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后，佐藤长期在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任职，历任第一研究部史料调查室主任、第一研究部部长及教育资料情报中心主任，直至1991年转至日本大学。从职务便不难看出，佐藤的本职工作是教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他在该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主编了多部大部头的教育史料集，如《明治前期文部省刊行志集成》(全10卷)、《文部省挂图总览》(全10卷)等。史料编纂是历史学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系统且可靠的教育史料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佐藤的工作对于日本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深根固柢的重要意义。 而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佐藤个人风格极其鲜明的教育事实史研究。他在完成编纂教育史料的本职工作之余，不断推进着教育事实史领域的探索，开辟了学年学期史、校舍教室史、设施文具史、学校制服史、师生关系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作包括《学校起源辞典》《笔记本和铅笔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文化史》等。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后世日本教育史的研究空间，为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其作品也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反复被新一代研究者参考和引用。然而，日本学界对佐藤本人的研究尚显不足，仅有寥寥数篇纪念性文章和书评问世。③同时，我国关于日本教育史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佐藤秀夫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较为陌生。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考察佐藤的教育事实史研究历程，弥补日本教育史学研究的不足，并为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尤其是重新认识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他山之石。 一、告别制度史：教育事实的“观察学” 如果认为教育制度史是教育制度的历史，教育思想史是教育思想的历史，那么顾名思义，教育事实史理应是教育事实的历史。但问题在于，“事实”与“制度”“思想”不同，其含义并不明晰，而且会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土屋忠雄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教育史研究中，事实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④，乙竹岩造和石川谦基于分类和统计方法的近世庶民教育史研究便堪称典范。⑤不过，二人的研究也有着很大的缺陷，即缺乏问题意识，只是为了分类而分类，为了统计而统计，因此研究也就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⑥显然，此处的事实史概念并非将事实作为历史研究的直接对象，而是强调采用近代以来传入日本的科学的、实证的教育研究方法。在这一层面，“事实”实质上成为“实证”的同义词。这种情况的出现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近代日本学术研究中，实证被视为科学的象征，而科学则与进步紧密相连，这无疑是黑船事件后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从封建国家转型为近代国家，在此过程中，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教育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杂糅状态，如被日本高等教育学界普遍认可的高等教育研究开山之作《日本的大学》，其作者大久保利谦⑦便不是教育学者，而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日本教育学界，教育事实史仍旧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概念，有人认为教育事实史即教育史，也有人将教育事实史限定为教育史中与教育思想史相对的范畴。其中，前者与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田村荣一郎认为，战后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备受期待的新学科而复兴，在各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而作为教育社会学这门学问的一个分支的“教育事实的历史研究”，即教育史，虽然不是那么显眼，但开始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田村进一步说明，自己并未意图将教育史从教育学中分离，置于教育社会学之下，而是从独特视角审视教育史。⑧质言之，教育社会学其实就是“教育事实学”，而教育史则是“教育事实史”，“教育事实史”当然是“教育事实学”的一部分，就如同教育史是教育学的分支一般。将教育事实史等同于教育史的观点，实则反映了当时日本教育学界教育社会学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影响力。 至于将教育事实史限定为教育史中与教育思想史相对的范畴，其逻辑则立足于物质与意识的区别。石山修平指出，在教育史领域内，人们一般会把关注事实或实际的教育事实史与关注思想或理论的教育思想史区别开来，但两者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教育史要同时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说应当重点关心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⑨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程度的超前性，因而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但其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即对于教育事实的界定过于依赖排除法，将之作为一个与教育思想相对的范畴来看待，回避了直接对教育事实这一概念下定义的难题。因此，与教育思想史的稳固地位相比，教育事实史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例如，片山清一认为，人们通常会将教育史划分为教育事实史和教育思想史两类，其中教育事实史包括教育制度以及教育者的活动，而教育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则是对制度和现实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构想。⑩该论述实际上存在着将教育制度史延展为教育事实史，或者将教育事实史窄化为教育制度史的倾向。这一点在片山一文的章节安排上尤为明显：文章讨论的是教育事实史与教育思想史的关系，而章节标题却是“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影响教育的要素”，显示出一定的偏差。由此可见，虽然日本学者很早便提出了教育事实史的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事实史与思想史的教育史“二分法”，但由于该概念存在着“先天不足”，所以很快便被教育制度史“鸠占鹊巢”，最终日本教育史学界形成了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二分天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