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表述杜威的教育思想，常在其前面冠以“实用”“实验”“试验”三个不同的词。2025年10月1日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用“杜威+实用”可检索到4314条结果，用“杜威+实验”可检索到5346条结果，用“杜威+试验”可检索到589条结果①，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对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产生了多样化的影响。 一、“实用”的多译多解与多用 “实用”(pragmatic)一词在西方哲学各流派中曾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将“实用”当作“有用”，认为实用主义鼓吹“实用”，是将“有用”当作哲学追求的目标；第二种解释是将“有用就是真的”看作是赤裸裸的美国市侩哲学，认为实用主义真理观是一种粗鄙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第三种解释是将实用主义视为形而上学，因此从哲学的角度说，它不够深刻；第四种解释认为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另一种版本，同属英美科学主义传统[1]。 将实用主义之概念引入中国，有文字、文化两重隔阂并存在可能发生歧义的环节。与西方哲学流派对实用主义的误解不同，中国人接触并理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会基于自己已经生成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自己所感受到的教育问题来解读。 (一)黄炎培采用“实用主义”译法来阐释杜威的教育思想 黄炎培是中国较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家。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孟禄博士考察菲律宾与中国教育，他对黄炎培说：“贵国未尝无优良小学校，第以余所见一般学校，理化等科，程度去欧美太远，殊无以为富国之本。”[2](P18)他又说：“贵国地层以上之农产，地层以下之矿产，如此天然大富源，加以民俗习于勤俭，苟能于教育注意上点，以余辈外人观之，致富强易易耳。”[2](P18)黄炎培提倡加强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的论点在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1913年第11期和第12期《中华教育界》转载了黄炎培的文章，其影响进一步扩大。顾树森发表长文《实用主义生活教育设施法》积极回应，连载于1914年出版的第1期至第4期、第8期等5期《中华教育界》上，实用主义教育遂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和讨论。黄炎培在1915年《教育杂志》第7卷第1号上发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又在该刊1916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记述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日高一日的发展，并相继考察了美国和南洋各国的教育。1917年其又于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受命筹创“国立暨南学校”，举荐赵正平为校长。 黄炎培接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深切体验到：“今兹教育，非于实用的方面，施大革新不可。”[3](P55)因而他所理解的“实用主义”的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摒除虚浮并趋于实用”，使学生学到可用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知识、理论，并非不使之知，但使之行；并非专授法式，而不授原理。不过所施之教育，必令受之者一一切于应用，可见诸实行，即间授以理论，必以实事、实物为根据[3](P122)。 黄炎培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选择和构建。在教育功能上，他提出“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3](P26)，使受教育者既能为个人生活谋得生计，又能为社会进步创造利益。在教育内容上，他又提出“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3](P26)。在教育具体进行过程中，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3](P30)。黄炎培根据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和原则与友人联手编译《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用以指导“实用主义教育”的推进，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小学教育各科教学的改革思路，企望借此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黄炎培认为整个民族和国家需提倡真切、实用之原则，发展“可以养成有用之人”的教育，他认定贯彻实用主义于学校教育是“教育之急，急此也；其重，重此也”[3](P54)。 显然，黄炎培并未完全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全部内容，说他完全接受杜威实用主义并不准确，而是根据自己对实学实用的追求，构建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实业与职业教育赋予人谋生技能为教育主旨。 (二)陶行知用“试验”或“实验”译法来阐释杜威的教育思想 与黄炎培主要通过媒体间接感知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不同，陶行知则直接聆听过杜威的课程与讲座，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和吸收更为准确、全面、系统。即便如此，他也在参与中国新教育运动中，构建和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选取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创建出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并从这一角度感知、接受、表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在陶行知的文章中，“试验”与“实验”二词常常互相替代使用，使用“试验”的频次较使用“实验”的频次高，几乎没有发现陶行知称杜威为实用主义。陶行知将杜威思想理解为试验的依据在于杜威阐述反省思想(ReflectiveThinking)过程，列举了如下的步骤：“(一)困难之感觉；(二)审定困难之所在；(三)设法解决；(四)在许多方法中选一最有效的试试看；(五)屡试屡验之后再下断语。”[4](P114)在其中他提到了下断语前的“屡试屡验”。陶行知惯用“试验主义”之名。他在1918年著文说，十八世纪初欧洲部分大学竭力宣扬试验精神，其后赫尔巴特与福禄倍尔诸人先后继承这一精神，他们在教育上的建树，都依托于试验精神。美国当时之教育也几乎都模仿旧大陆，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s)创设心理试验科以来，学者遂以试验精神逐步充塞当时整个美国的教育领域。由此可见，陶行知使用的“试验主义”不仅仅指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包含与杜威有思想渊源关系的自18世纪以来的试验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