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障碍，主要表现为城乡户籍壁垒、城乡资源配置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在教育领域，城乡二元结构从结果上表现为城乡教育获得差距。代际流动是决定社会变迁和不平等演进的关键因素[1-3]。如果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长期不及城市，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纵向不平等①决定城乡之间横向不平等②的变化趋势[4]。如果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受父母教育的影响程度更大，长期将会导致农村教育贫困代代相传，教育城乡横向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重，且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越大，横向不平等恶化的速度越快。因此，教育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大小直接衡量了教育城乡横向不平等的扩张速度，研究教育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可以为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贫困代际粘连现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为防止农村地区陷入“教育贫困陷阱”制定更有方向性的政策贡献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教育机会不平等通常被视为“起点不平等”，是引起后续收入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根源[5]。教育机会公平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同等的机会接受符合其自身能力禀赋的教育，而不受居住地(城市或农村)、种族、性别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许多国家，教育机会不平等致使教育资源的分配与经济制度安排偏向于富人和特权者，即使个体具有很高的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们在教育产出方面能够实现天赋价值的可能性也受制于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6]。中国教育向上机会获得呈现出城市-农村二元分布不均的特征，许多父母教育背景与城市子代相当的农村子代，尽管天资很高也无法享有同等的接受符合其能力禀赋的教育机会，这可能与诸如教师质量差距、升学机会差距、社会资源体系差距等城乡外部环境差异相关。因此，探究由城乡客观环境因素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对于缩小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代际流动性近年来备受关注，正因其很可能与机会不平等密切相关[7，8]。本文将从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视角出发，在充分考虑子代自身能力禀赋差异后，分离出城市接触效应(urban exposure effect)③来衡量教育向上获得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程度。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本文深度剖析了形成教育代际流动城乡差异的两大渠道，即外部环境和能力禀赋，并构建了父子两代动态优化理论模型，以解释环境和能力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首次将教育代际流动城乡差异分解为由城乡环境差异引起的城市接触效应和城乡子代能力禀赋差异引起的城乡分组效应。采用分组对照法估计城市接触效应的绝对大小，并通过链接城乡人口迁移数据，借用外生冲击法缓解了自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本文量化了城市接触效应和城乡分组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占比及其动态趋势，并发现造成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正逐渐从外部环境差异转向个体能力禀赋差异上。最后，本文通过识别城乡外部环境对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因果关系，从教育向上获得层面分析了城乡机会不平等现象，丰富了城乡机会不平等理论，同时验证了义务教育“新机制”改革对于促进城乡教育机会公平发挥的巨大作用。本文揭示了城乡间因能力禀赋差异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强调了城乡要素流动合理配置和平衡发展的必要性，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代际流动的研究由来已久，Solon[10]较早测度了美国的收入代际相关系数，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当弱，阶层固化问题开始被引起重视。随着可使用的家庭和个人层面微观数据的增加，学者开始关注教育、职业、健康等社会经济指标的代际传递[11，12]。其中，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和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其代际流动性在学术和政策层面受到广泛关注[13]。国内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描述和测度方法。吕炜等[14]构建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发现各城市之间教育代际流动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反映了地区间在教育机会公平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胡志安[3]研究发现，中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呈现出改革开放之前上升、之后下降的特征。本文则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教育代际流动的测度方法主要包含相对代际流动和绝对代际流动两大类。绝对代际流动衡量的是，来自父代特定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子代，其受教育程度达到某一水平的概率[9]。由于其直观度量了特定人群受教育水平的代际变化方向，具有现实含义，因此受到了学者的青睐。例如，Guo等[15]根据子代受教育年限是否超过父代来定义代际向上流动指数，研究了中国教育政策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但由于该指数对不同年龄段父子两代受教育水平的分布差异非常敏感[9]，因此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考究。Alesina等[16]将父代未完成小学教育，子代完成了小学教育的情形定义为代际向上流动，研究了非洲27个国家的教育双向代际流动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在中国，底层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通畅性至关重要，而教育作为向上跃升的重要工具，教育代际的向上流动必然要先受到重视[17]。本研究将依据Alesina等[16]的代际向上流动定义方式，构建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以衡量特定学历父代群体的子代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概率。 能力禀赋一直被认为是学习的基础[18]，它与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了个体的教育成就，故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是城乡外部环境差异和子代能力禀赋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影响教育成就的自致因素，即个体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统称为“能力禀赋”，虽然二者无法直接观测且缺乏评价指标，但基于广泛的经验和直觉，我们认为城乡子代之间的能力禀赋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比的。在先天禀赋层面，过往农村高能力禀赋群体大多学有所成，并突破户籍限制，在城市工作定居安家生子[19]，且将优良认知禀赋传承给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下一代，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鲜有城市高认知禀赋群体迁往农村。在努力程度层面，城市子代大多生活在父母身边，受父母言传身教，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严峻，在青少年时期缺乏监督和相对落后的幼年成长环境下，农村子代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不如城市子代[20]。正如郑磊等[21]发现，中国农村青少年与城市同龄人的能力禀赋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城乡差异时，作为影响教育成就的能力禀赋因素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