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早期选育真的无效吗?

　　“在诸多领域，早期拔尖者和成年顶级人才几乎是两拨人。”

　　“大部分达到顶尖成就者并不是早期表现顶尖者。”

　　“更好的巅峰成就表现通常与早期更为缓慢的专业进步、较少的早期专项练习量以及更多的早期多学科练习量相关。”

　　上述论断引自2025年12月《科学》(Science)杂志刊发的一篇最新综述文章[1](以下简称《科学》论文)。该文核心观点直接挑战了近五十年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所依托的教育选拔逻辑，对长期致力于学业选拔与早期专精培养的教育实践构成强烈警示。

　　鉴于该文刊载于以“科学”为名的国际顶级期刊，且基于数万人样本的元分析数据，其对公众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相关观点经中文媒体简化编译后，迅速在教育政策界、学术界及家长群体中传播，引发热议。然而，细读原文并追溯其数据来源文献后，我们发现在概念界定、样本选取及结论推导等方面存在诸多混淆与误读。鉴于其已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有必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厘清事实。

　　一、关于早期选拔：局部波动不改变整体正相关

　　《科学》论文对教育界提出了相当重要的研究问题：早期优异表现与成年后成才正相关吗?对中国教育体系而言，为了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系统的制度性识别与选拔重不重要?为了讨论这个问题，《科学》论文在体育、音乐、科学和国际象棋等领域都找了有关研究数据。然而细读发现，它的数据结论和它的论述结论并不一致。下面列举了《科学》论文在体育和学术领域引用的数据结论：

　　体育方面，少年国际级运动员18％能进入成年国际级，而普通人只有0.4％，由此可以推算出前者的概率约是后者的45倍[1]。

　　学术方面，SMPY数学超常少年(前1％)的学生日后成为博士的概率是普通人的24倍[2]；英国16岁O-Level数学考试取得较高成绩者进入顶尖大学的比例是其他学生该比例的7.2倍[3]。

　　鉴于这些数据所共同指向的结论，《科学》论文承认“这些估算表明，早期优异者依旧远比其余人群更容易获得‘高但非绝对顶级’的成年成就”[1]。这才是多领域数据所共同反映的总体规律。令人疑惑的是，既然已经确认了早期优异者与成年后的成就正相关，为什么后文就得出了“后进者居上”的论断?《科学》论文中有两张标志性的图中都画出了交叉的曲线(见图1)，似乎呈现了年少成名者日后成为拔尖人才的概率反而较低。

　　

　　图1 顶尖运动员和科学家的表现轨迹与低于这一水平的同行对比[1]

　　图1中两张图的纵轴是作者为了把不同领域数据放到同一张图中所做的标准化绩效指数(normalized performance index)，而不是任何“原始得分”。纵轴=0对应的是该样本群体内当年(或当届)排名最末尾一档的相对水平，例如体育指的是达到国家级的最低水平，尚未达到国际青少年锦标赛参赛线。所以即使原文图中起点相对较低的灰色曲线，所谓“相对较低”实际上是早期被识别出的专业级高水准。

　　作者对于早期拔尖者的定义和成年顶级人才的定义做了特别的设计。关于早期拔尖者，《科学》论文将其分成第一梯队(如世界顶级水准的运动员)和第二梯队(如国家顶级水准的运动员)。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未被识别、呈现普通水平的青少年。关于成年顶级人才，《科学》论文将其分成世界顶尖/顶级人才(world-class、elite，如3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家顶尖/次顶级人才(national-class，sub-elite，如1595名获得诺奖提名但未获奖者)。同时还存在大量在成年后业绩普通的人才。那么，根据该论文的比较框架，在少年期有被识别的两个梯队(a和b)和未被识别的普通群体(g)，以及在成年期有表现杰出的顶级人才(A)、次顶级人才(B)和普通业绩人才(G)。

　　如图2所示，《科学》论文所展示的交叉曲线仅仅发生在Aa和Bb之间，即，从青少年到成年，a与A，b与B在概率上没有直接一一对应，a群体可能更多成为B，而A更多来自b群体。早期被识别出来的a+b，长大后还是大概率成为A+B。所谓反常识的颠覆性反转，即A+B群体更多来自早期的g群体，或者a+b群体长大后更大概率成为G群体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数据支撑。微小的相对差异、在英才群体内部的位置交换根本掩盖不了绝对的层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