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制造业“内卷式”竞争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志彪和王兵，2024)[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面临产业结构趋同与资源配置失衡的双重挑战。中国产业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同质化竞争模式已突破传统制造业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扩散的趋势(张杰和任元明，2025)[2]。其中，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为例，近年来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并在区域产业政策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趋同性。当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出台税收优惠及土地供给等一系列政策重点发展和扶持某些新兴产业，并且取得一定的产能规模时，就容易引发其他地区地方政府效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新兴产业的重复建设。这种辐射式的推广模式，是造成相关产业在全国范围内重复布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区域间比较优势被系统性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如何破解产业“内卷式”竞争已成为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的重要议题。 “内卷式”竞争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1963年研究印尼爪哇岛农业经济时曾提出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主要描述传统农耕社会在人口压力下通过精耕细作提高产量，但未能引发技术革命或生产率突破的现象，从而揭示了高投入低发展的封闭式循环经济特征。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创新内生化，将知识纳入生产要素体系，证明其具有非竞争性特征，且能产生显著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这种特性直接突破了索洛模型中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的“内卷化”陷阱。此外，知识溢出效应还可以形成正反馈循环，研发部门不仅提升自身生产力，还能通过技术扩散提升全行业生产率。因此，从技术创新视角破解产业“内卷式”竞争有利于重塑中国经济底层逻辑，重构产业创新生态，助力经济发展从“存量厮杀”转向“增量创造”，为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迁奠定基础。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技术多样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从区域经济增长角度，借鉴发达国家突破性创新的历史经验，具有多元技术领域(Savino et al.，2017)[3]与复合技术生态(Kim & Tang，2020)[4]的区域，往往能够更高效地摆脱既有技术路径的锁定效应。在既定技术范式下，受知识溢出和范式限制共同影响，技术多样化经济增长效应会随着地区技术种类增加而呈现先增强后衰退的变化趋势(冉征和郑江淮，2024)[5]。从技术复杂度视角，区域技术多样化通过构建复杂知识网络，形成难以被模仿的独特竞争优势，从而突破同质化竞争的技术锁定(Balland & Rigby，2017)[6]。从知识组合角度，技术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对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覃柳婷等，2022)[7]。从创新路径视角，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提升显著激励了地区采取不相关技术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导致了地区创新路径朝着不相关技术多样化方向收敛，主要从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国内需求和增强区域间技术关联三个渠道影响地区创新路径的变化(张玉昌等，2023)[8]。从数字经济视角，技术多样化一方面通过整合城市现有技术，另一方面通过开发城市原先未有的新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郭颖等，2024)[9]。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地区相关技术多样化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企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卞元超和白俊红，2024)[10]。从创新效率视角，技术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创新效率(郭爱君等，2024)[11]。从网络韧性视角，技术多样化对城市技术网络韧性影响呈现出显著的“U”型特征，并且相关技术多样化与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在应对系统性扰动与随机性冲击时均表现出非线性调节作用(杨洋等，2025)[12]。 另一方面是关于产业“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经济影响和破解路径研究。首先，从形成原因来看，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考核机制驱动了产业投资的策略趋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出现系统性同质化(周黎安，2007)[13]。“政策洼地”导致了央地产业政策非一致性和地方产业政策竞争性，造成了部分新兴产业出现“内卷式”竞争现象(江静和张冰瑶，2022)[14]。刘衍峰和涂良川(2025)[15]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产业干预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形成制度套利空间，诱发企业策略性选择政策寻租与粗放发展，最终加剧了民营经济的内卷化竞争态势。欧阳日辉和刘璇(2025)[16]以数字平台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平台企业依托双边网络效应完成低价供需精准匹配，从而导致了数字平台“内卷式”竞争。其次，从经济影响来看，从高质量发展视角，产业“内卷式”竞争直接带来了长期存在的“产能扩张—过剩治理—再度扩张”的恶性循环和治理难题，并叠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持续推行的“成本压缩—政策让渡—空间侵占”式低效竞争策略，共同构成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王兵和刘志彪，2025)[17]。从新质生产力视角，产业“内卷式”竞争通过阻碍劳动者综合素质提升、遏制劳动资料创新发展以及减缓劳动对象优化升级三个渠道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蒋永强和童亚新，2025)[18]。白伟等(2025)[19]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内卷式”竞争加剧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感知风险，对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也有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趋同视角解析产业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经济增长视角，产业同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并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丁宏，2021)[20]。时炳臣等(2024)[21]以高技术产业为样本，研究表明地区间产业结构同质化扩张虽能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却未能转化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折射出规模经济与质量效益之间结构性失衡。最后，从破解路径来看，从技术融合视角，基于核心技术协同演化的跨领域技术融合能为创新主体明确技术发展轨迹，提供清晰的研发路线图实现有限研发资源的战略配置，进而培育多元化产业生态拓展产业发展空间(Karvonen et al.，2012)[22]。王海燕和张占斌(2025)[23]指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关键是去“过密化”，为企业中资本等要素提供更大发展空间。黄群慧和叶其楚(2025)[24]指出技术创新能力梯度提升、产业链分工协作效率优化、市场秩序规范与需求侧改革以及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协同推进是破解制造业“内卷式”竞争的关键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