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路径，系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与核心支撑。 我国在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将“机器”作为主要劳动资料纳入资本生产，揭示了制造业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载体，并指出只有通过构建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体系，才能为大工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黄泰岩和管建洲，2025)[2]，从而建立起技术和经济之间的联结关系。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3]。由此可见，制造业在技术变革和经济范式跃迁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立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部门，先进制造业是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核心领域。根据马克思机器大工业理论，与技术变革相对应的“工具机革命”会逐步消除制约机器体系功能的技术因素，使自动机器体系臻于完善，从而解放生产力。因此，制造业具有创新诱导和孵化作用，是大多数科技创新的孵化载体和应用场景，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创新活动一般都在高水平制造业的基础之上(蔡昉，2021)[4]。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智能化数字技术、绿色化低碳技术和融合化集成技术爆发式增长，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共性技术方向。而先进制造业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顺利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跃迁的核心载体。Jeffrey(2024)[5]探讨了技术扩散机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认为从长远来看，真正决定大国兴衰的，并非谁先做出技术创新，而是谁更有能力使技术在经济领域中快速应用和扩散。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从导入期向拓展期跨越的关键阶段，但我国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环节仍面临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先进制造业是承接革命性技术在各部门深度扩散的主阵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协同的差异化策略，能够弥合技术扩散过程中衍生出的各类张力，保证技术产业化进程顺利推进。此外，先进制造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度与溢出效应，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支点。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3]。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变革，会引起农业、服务业等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渐次变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由此建立。因此，发挥先进制造业的骨干作用，不仅体现在制造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在于通过技术扩散和产业部门协同，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政府政策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集成能力和集聚效率具有积极作用，恰当的支持政策能够助力国家顺利实现技术扩散和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和赶超(Freeman，1987)[6]。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确了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要求。“十五五”时期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核心的“三化”具有特殊的时代意蕴，是基于新一轮技术革命长周期背景下的技术—经济范式演进规律，立足通用技术扩散趋势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所做出的顶层战略响应。 基于此，本文立足国家“十五五”时期的战略部署，深入探讨先进制造业发挥骨干作用的核心逻辑，并基于技术—经济范式跃迁的理论视角，阐释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协同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内在机理，并根据技术扩散过程衍生出的各类张力和矛盾提出“三化”协同的差异化策略。本文探讨了“为何需要三化协同”的理论机理，揭示了“三化如何协同扩散”的互动机制，针对性地回答了“在不同情境下如何协同”的操作性问题，从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以“三化”协同发挥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的理论内涵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战略任务之首，并明确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立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进制造业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具体而言，先进制造业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要义，其骨干作用集中体现为，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扩散、产业联动与价值外溢，辐射带动农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协同升级，从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兼具技术与经济双重属性，既是先进制造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方向，又以“三化”差异化协同弥合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各类张力，成为发挥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的重要经济策略。 1.制造业的“先进”内涵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以规模优势著称，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随着人口红利下降、资源能源短缺的挑战加剧，过去依靠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策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经济增长源于投入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挖掘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而全要素生产率特别取决于持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制造业的“先进”本质上不在于规模更大、产能更多，而在于能否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内卷式”价格竞争向质量效益竞争转变。本文认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先进”内涵体现在创新驱动，既表现为技术含量高，也在于产业梯度协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