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版图重构与产业格局重塑的步伐不断加快，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供应链安全焦虑催生了资本配置的新逻辑，企业需要通过更灵活的跨区域布局来应对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正推动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求最优配置。这种流动既为发达地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价值增长点，又为欠发达地区注入发展动能，通过要素的优化组合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尤其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打破资本流动壁垒、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已成为深化改革的核心抓手。 然而，企业跨地区投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正逐步打破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但信息不对称、制度性成本、供应链重构等传统投资痛点依然制约着企业的区域扩张战略(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1]。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挑战又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解决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为企业跨区域投资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企业投资决策的逻辑和模式。其中，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在于其能够通过与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Nambisan等，2017)[2]。 近年来，中国政策体系持续完善数据要素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把数据列为新型生产要素，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据流带动资本、技术再配置，再到《“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将“数据要素×金融服务”列为重点，均旨在用数据打通跨区域投融资信息堵点，让资本更快找到最优去处。在政策驱动下，数据要素正从制度设计走向实践落地，价值贯穿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发展与企业运营等维度(Beraja等，2023[3]；戴魁早等，2024[4]；刘涛雄等，2024[5])，且其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因产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产生差异化规模效应，推动产业与分配结构转型，甚至扭转结构转型路径，形成效率与公平更统一的新经济形态(郭凯明等，2024)[6]。但实际上，数据要素面临流通梗阻与价值挖掘不足的困境：一是“数据孤岛”广泛存在，企业、区域间数据流通受阻(赵放等，2024)[7]；二是数据资产化路径模糊，定价机制、交易渠道不完善，导致大量数据沉淀难变现(金骋路和陈荣达，2022)[8]。数据交易市场作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据流通与价值释放的核心枢纽，通过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促进数据资源自由流动与高效共享。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成本，还能够借助数据驱动的精准分析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成功率(Wu等，2025)[9]，从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中国数据要素市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深刻重构生产运行逻辑、生活消费模式与社会治理路径。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数据交易市场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加速企业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变，实现生产力和资源配置的双重优化(戴魁早等，2023[10]；谢地等，2025[11]；杨亚平等，2025[12])，使其在资源利用上更加精准高效，进一步影响企业融资能力(徐怀宁和刘莎莎，2025[13]；Wu等，2025[9])。之后，市场中的数据交易活动促使数据与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新商业模式与应用场景，赋能产业数字化创新(陈寒钰等，2024[14]；赵放等，2024[7])。此外，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能够充分发挥其规模价值，提升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化水平，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助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贺灵和苏玲，2024[15]；Dong等，2025[16])。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企业异地投资活动也愈发频繁。众多研究从异地政策红利和要素资源禀赋等角度，深入剖析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因素。在异地政策红利方面，一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改变企业的财政激励结构，影响企业异地投资意愿(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17]；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18])；二是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企业准入限制，增强企业异地投资信心(何凡等，2024[19]；沈璐和向锐，2024[20])；三是通过良好的司法环境保障企业合法权益，降低企业异地投资风险(宋小宁等，2023[21]；吴滋润等，2024[22])；四是通过实施战略导向型政策提升区域发展优势与要素配置能力，增强企业异地投资的战略协同性(金玉萍等，2025[23]；金玉萍等，2025[24])。在要素资源禀赋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要素跨区域流通的物理载体，能够显著缩短时空距离，增强企业异地发展意愿(马光荣等，2020[25]；刘秉镰等，2025[26])。技术转移则通过知识网络与产业协同促进技术要素空间重组，其产生的知识溢出与专业化分工效应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动力(金玉萍等，2025)[27]。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个体间的政治关联与社会关系也有助于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进行异地发展(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1]；Wan和Li，2025[28])。而在数字化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优化地区信息环境和改善地方政府治理，强化当地禀赋优势，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蓝发钦等，2024[29]；彭远怀和胡军，20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