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和低劳动力成本等传统增长动能实现快速增长(蔡昉，2022)，但受“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压力叠加影响，自2022年起正式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①。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衰减，传统增长动能日渐趋弱，如何在人口负增长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表明，中国在人口负增长阶段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局面：一方面，消费收缩与投资下降带来持续性需求侧冲击；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由“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型，也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窗口(刘厚莲和原新，2020；蔡昉，2023；李稻葵等，2023)。然而，由于缺乏系统建模与机制识别，既有研究难以为动能转换提供坚实理论支撑。此外，尽管已有研究尝试将生育率内生化并构建增长模型(Tournemaine and Luangaram，2012；Jones，2022)，但普遍忽视了中国生育压力上升的深层成因，不仅低估了人口数量—质量转型在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中的作用，也未充分考虑生活压力攀升与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生育变迁与人口负增长特征的基础上，归纳三类典型生育压力，并借助“人口数量—质量权衡”理论，构建融合人力资本积累与研发创新的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人口负增长对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随后结合典型区域案例进行验证，形成“理论—机制—实证”联动的分析路径。本文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中国主要存在哪些生育压力?是否会影响经济动能转换?第二，影响若存在，其具体作用路径与传导逻辑是什么?第三，如何构建可催化人口转型、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驱动的政策机制?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明确研究定位；第三部分总结中国生育压力的典型类型与成因；第四部分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第五部分开展比较静态分析，考察激励创新与提高教育质量的加速效应；第六部分拓展模型，引入生活压力与收入差距因素；第七部分结合区域案例开展实证验证；第八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喜是悲? 目前，关于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学界既存悲观情绪，也持乐观态度。“悲观论”认为，一国在短期内技术水平与供给能力基本不变，影响产出的核心因素来自需求侧。从人口总量来看，人口规模的持续缩减将引致消费收缩与储蓄率下行，并抑制生产者的投资意愿(殷剑峰，2022)；而当总需求下降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时，增长缺口引起的就不再是周期性失业，而是自然失业(蔡昉，2023)。从人口结构来看，生育率持续降低不仅会造成人口负增长，甚至会加速少子化和老龄化，严重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蔡昉，2022)；如果老龄群体的消费普遍大于收入，那么由此产生的借贷行为可能会引发普遍的资产价格下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范小云等，2018)。理论上，人口负增长引致的消费减少、投资下降与失业率攀升可能是一个循环累积、自我强化的负反馈机制，对经济增长构成极大威胁。 相反，“乐观论”着重强调人口基数与人口质量升级的双重潜力。一方面，尽管中国人口已开始负增长，但短期内人口存量仍处高位②，因而需求侧冲击具有一定时期的缓冲性(刘厚莲和原新，2020)。另一方面，在人口负增长阶段，中国将持续一种由数量向质量过渡的人口转型③(以下简称人口量质转型)。李稻葵等(2023)指出，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源总量而非人口总量，当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超越人口数量衰减速度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有效对冲劳动力数量下降的不利影响。综合上述两种观点，本文认为应在人口负增长这一长期趋势中准确识别和激发潜在的人口量质转型机遇，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主动对冲短期的总需求收缩风险，推动增长模式向质量提升和创新驱动转型，从而构建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提质增效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一判断为下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积累与研发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奠定了基础。 (二)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内生影响 当前，已有不少研究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低生育率下的增长路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源于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早期探索。Willis(1973)指出生育作为一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非市场活动，需要支付直接的经济与时间成本，进而会挤占父母的物质消费需求。在这一视角下，后续研究基于这种生育成本约束与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将人均消费和子女数量纳入效用函数，以此分析生育行为的经济效应。例如，Tournemaine and Luangaram(2012)与Chu et al.(2013)分别基于产品多样化和质量阶梯模型的增长框架，探索了低生育率下的增长路径。Jones(2022)构建的半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生育率下降会使得经济收敛到两种稳态：一是人口低增长下的最优状态(知识积累速率放缓，但人口、知识和人均收入仍能保持增长)，二是人口负增长阶段因政策调整滞后引发的长期停滞。这一结论对理解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类研究则聚焦于人口“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以下简称“人口量质权衡理论”)的内在机制。Becker and Lewis(1973)提出，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提高子女质量(一般指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养育成本，促使家庭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从而揭示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负相关关系。Becker et al.(1990)将该理论嵌入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量质权衡机制是否有利于促进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Galor(2011)从人类发展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和论证了人口量质权衡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指出仅当工业化发展至一定阶段且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大幅增加时，家庭部门的人口量质权衡机制才会被广泛激活，从而引发社会整体的人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