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这”

　　引言

　　针对人类思想的起源问题，赵汀阳曾与李泽厚有过一场发人深省的探讨。①李泽厚认为，使用工具是人类发生意识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由此表明人类不再被动地、赤裸裸地直面自然事物，而开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创制工具。与此相较，赵汀阳则更相信，语言在人类的意识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否定词“不”的出现构成了人类意识和思想的临界点，他称之为“最大的‘存在论事件’”或者“第二次创世事件”：

　　对人类意识而言，否定词的出现就是一个创世事件，是文明历史上最大的“存在论事件”，它创造了思想的复数可能世界……所以说，否定词所发动的语言革命—意识革命就是在神的创世之后的第二个创世事件，是人对世界的再度创世。②

　　这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再次把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同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哲学的基础问题。按照通常的哲学史结论，以形而上学为根本特征的西方哲学的基础问题乃是“是/存在”(，being)。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曾就“第一哲学”的主题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陈述：第一，在Γ卷中，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以及它自身所拥有的那些特性()”，亦即最普遍的存在者及其本质属性。到了17世纪初，有经院哲学研究者将(是者/存在者)和λóγος(逻各斯)组合为或者拉丁语的ontologia，用来描述一门关于最普遍的存在者的学问，简称“存在论”。第二，在Ε卷中，亚里士多德又把“第一哲学”界定为与物理学和数学相对的神学，它所研究的是那个不被推动的第一推动者，亦即最高的存在者。由此，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定位便“从凌驾于其他学科的普遍的元科学变为与物理学、数学并列的一门特殊学科，尽管由于其对象的优先性而高于其他学科”③。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从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神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探讨，到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转向，直至黑格尔哲学，存在论与神学这两条研究进路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德格尔就此把形而上学整体的运作机制统括为“存在—神—逻辑学机制”(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④。

　　由此可见，“是/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者/存在者”)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尤其是经过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转向，存在问题进一步由事物的实在问题转变为人类心灵或者意识的存在问题。鉴于此，假如人类的思想和语言都起源于否定词“不”的出现，那就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把哲学建立在being之上就非常可疑了。”⑤为了论证这一点，他特别区分了具有实存含义的“being”与作为系动词的“是”(is)，并且认为二者都无法被看成哲学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实存问题涉及最初的创世事件，这已经超越了人类意识的理解能力，无法作为反思的对象，因此“也许只有神能够言说being，对于神，being或是个最有趣的问题，它涉及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对于人，being只是当然之义，它超越了任何哲学问题”⑥；另一方面，作为系动词的“是”在逻辑学上表断定，它是形成任何知识的前提条件，但无法提出否定性的质疑，因此毋宁说，“是”乃是以构建客观知识体系为圭臬的科学的基础，但并非以质疑精神为根本标志的哲学的基础。综上所述，具有实存含义的being与作为系动词的“是”都不是哲学反思的基础，由此能够反证，“作为思想的反思方式，哲学的基础概念是‘不’。”⑦

　　然而，除了思想层面的猜想和反证，我们究竟还能够通过何种方式来验证否定词“不”事实上就是人类思想的开端呢?既然文字是思想的载体，逻辑是思想的工具，赵汀阳于是尝试对甲骨文“非”“不”“弗”和“勿”展开文字考古，并对现代通用的逻辑系统中表否定的连结词“”进行“基因测序”，从而佐证否定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发生了一场颇具转折意义的革命。⑧不过，他同时坦承，我们最终只能获得关于“第二次创世事件”的一些旁证，因为“人类历史开端之时几乎不可能留下有关思想本身的任何实证，至多留下劳动的痕迹”⑨。由此可见，这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论证困境。不过，要想进一步廓清否定词“不”的起源问题，这个困境或许正是那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它提示了一条关键线索：尽管否定词“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的革命，但这个开端性的“存在论事件”却无法通过人类意识内部的反思活动得到确证。作为人类意识的临界点，否定词“不”的出现一面导向了赵汀阳所指出的“意识的分叉”⑩，另一面却也指向了某个前反思的、前语言的东西。基于这一层考虑，赵汀阳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语言初始状态的设想：在语言诞生之前，人类早已掌握了某种信号系统，它“至少包含指称和指令的功能，比如说，x指称‘猛兽’，y指令‘快跑’”(11)。这一提示切中肯綮，同时亦把两个难题摆在面前：指称符号中是否蕴含了纯粹的否定性呢?如果是，最初的指称符号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