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从对卡尔纳普的新康德主义解读入手 在过去的哲学史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常常被划归为对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延续。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名著《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以下简称《构造》)则被贴上经验主义还原论的标签。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轮新的分析哲学史研究揭示出了卡尔纳普思想的全新面貌。在这些新解读中，有一种进路将《构造》的哲学思想明确地与19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哲学运动联系起来，强调早期卡尔纳普思想的“先验哲学”面相，即它对可能的经验对象的构成条件的重视。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这种研究向度称为“对早期卡尔纳普的新康德主义解读”。 卡尔纳普的早期哲学与同时期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卡尔纳普在新康德主义者鲍赫(Bruno Bauch)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受到了丁格勒(Hugo Dingler)等具有新康德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哲学家的影响。包括卡尔纳普在内的维也纳学派成员与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以及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新康德主义者长期保持通信或合作的关系，在卡尔纳普发表于《构造》之前的多篇论文中都体现了新康德主义的问题意识。因此，从新康德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卡尔纳普是十分自然的。 就这一方向的经典研究而言，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索耶(Werner Sauer)等人的工作已经从历史影响的角度梳理了卡尔纳普构造系统论的由来及其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尚未能话题性地处理卡尔纳普哲学中的一些具体学说。①在这方面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无疑是柯法(Alberto Coffa)、弗里德曼和理查德森。②三位学者分别从语义学、科学哲学和构造系统论出发，对卡尔纳普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做了专题性的研究。近年来，对19世纪末欧洲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对于理解卡尔纳普而言极有帮助。其中，莱克曼(Thomas Ryckman)的专著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以相对论的影响为焦点，对19世纪末欧洲科学哲学的发展做了综合性的论述。③海德(David Hyder)④和比亚乔里(Francesca Biagioli)⑤对赫尔姆霍兹和卡西尔的科学哲学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澄清了以往文献中的很多误解。在国内，蒋运鹏虽并未对卡尔纳普与新康德主义展开对比，而是独立得出了关于《构造》的立论思路的一些新颖看法。⑥孙宁则着重考察《构造》中的康德因素和非康德因素以及《构造》在分析哲学史上的位置。⑦另一方面，康德的科学哲学和逻辑学思想近年来得到了非常深入和富有创见的研究。⑧ 本文综合了已有研究成果，以时空问题为主线，讨论卡尔纳普在《构造》写作之前的思想与写作中想法的关系，并将早期卡尔纳普的时空学说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罗素的时空学说进行对比研究。 一、康德时空学说的再定位：卡尔纳普早期哲学的历史背景 要从哲学史的角度对卡尔纳普哲学做出新的审视，其关键在于先选定一个恰当的参考系，以便更好地定位卡尔纳普思想的各个侧面。因此，为了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构造》的哲学思想，有必要首先讨论早期卡尔纳普思想的科学史和哲学史背景。通过这项考察，能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卡尔纳普的问题视域。 在《纯粹理性批判》提供的先验哲学框架之上，康德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一个先天的基础，这可以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说明康德科学哲学的背景。 首先，康德的数学观决定了他对于时空的看法。康德认为，数学以直观的量或大小(quanta)为基础，支配着直观的量之间关系的是以尺规作图为核心的欧几里得几何。虽然康德通过对直观的量与抽象的限量(quantitas)的区分而明确了几何与代数的差别，⑨但对康德而言，数学主要是关于直观的量之间的关系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古代数学的欧多克索斯(Eudoxian)传统，并且在18世纪数学中仍然占据主流地位。⑩同时，这也是因为康德追随牛顿，将运动学的分析视为欧氏几何的应用。(11)因此，康德将欧氏几何视为对物理空间的恰当描述，而将时间视为内感官对空间中物体的运动的一种均匀的标记。 其次，康德将牛顿力学视为自然科学的模板，而牛顿力学的基本定律正是基于绝对时空的概念而被构想的。在牛顿力学中，不同参考系之间的变换是经典伽利略变换，对于两个具有直线相对速度的参考系来说，适用于它们的动力学方程仍旧是相同的，因为对时间和距离的测度在两者之中是相同的。从根本上说，在康德的时空学说中，可以指出两个重要的主张：第一，时间和空间都是均匀的和无限可分的；第二，时间和空间在对运动的描述中是彼此独立的。(12)这恰好也是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所遵循的原则，因此可以说，康德从先验哲学角度对牛顿的绝对时空做了一种观念论的重构。 康德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看法在19世纪末都受到了挑战。在数学上，19世纪数学在两方面与康德的数学观背道而驰。一方面，数学中的形式化工作切断了数学与直观之间的联系，将数作为抽象的序数序列而构造出来，将几何空间看作由抽象的变换规则支配的数学结构。由此，数学开始呈现出独立于直观的、纯粹逻辑的面貌，数学研究成为了对数系或者抽象空间中的各种关系和变换的研究。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和克莱因(Felix Klein)等人的工作被19世纪末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视为这一变革的范本。另一方面，自从罗巴切夫斯基(Nicolai Lobachevsky)等人在1830年左右发现双曲几何以来，双曲几何和球面几何的系统逐渐被构建出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欧氏几何并非唯一可能的几何。所有非欧几何都否定欧氏几何的平行公设，并对欧氏几何中的“平行”和“正交”概念做出了适合于曲面的修正。在曲面的外在几何中，曲面的大小将影响高斯曲率，从而对几何性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与之相对的，欧氏几何体所有的比例性质在缩放中保持不变——这是基于欧氏几何的经典物理测量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