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大法官、著名法学家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曾说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警句：“公开被得当地推荐为消除社会和工业弊病的补救方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①他显然将公开和透明当成维持社会良序、维系权力运作的最为关键的途径和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将近100年之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学者德布·罗伊(Deb Roy)更是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联手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短文，标题就相当醒目地被定为“我们那透明的未来”。他们不仅将透明视作社会的美德、消毒的良方，而更是将它进一步普遍化为整个世界的未来趋向、所有人类的终极归宿。在该文的开篇，两位作者就做出了明确的总结：数字技术的浪潮所带来的最深刻变革，最广泛影响到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那正是透明。”[1]数字技术不仅让我们看到一切，而且在洞察世界的奥秘的同时，不断深入每个人内心的深处。这虽然暗藏危机，却仍然足以代表人类历史的真正未来。因为从古至今，人类的各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彻底揭示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吗?如果强大而高效的人工智能最终真的能够将一切都透明地摊开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这不就是人类终极梦想的完美实现吗?“所有人都必须顺应此种新的透明，否则将走向灭亡。”[1]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发自肺腑的呼吁和倡导。 一、透明社会及其不满 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景在很多哲学家(尤其是欧陆哲学家们)看来却非常可疑，甚至每每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矛头所向。比如，早在20世纪末，科幻文学巨匠大卫·布林(David Brin)就撰写了充满批判色彩的《透明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书，开篇就将那个百年来不断被称颂和畅想的透明的未来跟“奥威尔式的噩梦”等同。[2]4透明或许远非真理之大白天下，而更是权力与技术暗中勾结的终极阴谋；透明或许远非人类自由的最终解放，而反倒将每个主体的自主和自律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进而，透明也许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某种根本性的发展趋势，但对于这样一个噩梦般的未来，我们更应该起身反抗，而不是盲目乐观。 在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一波波声势浩大的浪潮，哲学家们的批判之声也此起彼伏。比如，韩炳哲在2013年就发表了同样名为《透明社会》的檄文，将透明社会比作“一座同质化的地狱”[3]2。在他看来，当整个社会乃至万事万物都变得越来越透明之际，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本不该透明亦无法被透明之物也正在被强行透明化。人性的复杂面具，被简化为屏幕上的数字图标。社会的多变力量，被碾平为无限延展和连接的网络。世界的曲折幽深的诗意，被摊开为一目了然的景观化、碎片化、琐屑化的表层。世界透明了，但同时也变得愈发乏味、单调、僵死。极度透明的社会，扼杀了创造，抹平了差异，窒息了自由。在韩炳哲看来，当这个世界越来越丧失否定性的缺口、裂痕与间断，越来越滑向终极的、肯定性的天罗地网，它也注定将“变得更加无耻、更加赤裸”[3]6。随着权力的运作本身变得更加无耻，人性的诸多阴暗也注定将暴露得无比赤裸。 这一番看似入木三分的剖析与鞭挞远远算不上原创，因为早在1990年，甚至比布林提出“透明社会”这个说法更早几年，鲍德里亚就已经将透明性视作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恶。“恶的透明性(La transparence du mal)”这个标题，其实并非仅如其字面所示那般，意在将恶更为直接透明地呈现出来。或许正相反，鲍德里亚的立场旗帜鲜明：透明性就是终极之恶，如果任由这个社会不断透明化下去，那么，全面彻底落入恶的地狱，将是人类难逃的劫数。如此看来，韩炳哲的那些令人动情动心的批判反倒显得只是拾人牙慧了。实际上，鲍德里亚早就在书中将“同一者即地狱(L'Enfer du Même)”作为透明之恶的根本症结，进而将其深刻概括为两点。 首先是否定性的缺失乃至消亡。“肯定因素的过剩、否定因素相对的极度弱化。……一种彻底的透明性得以确立。……我们正是这样，曝光于各种技术、图像和信息所散发的光耀中，无法折射这种光亮。”[4]55显然，鲍德里亚不仅比韩炳哲说得更为极端而彻底，而且更为清晰和透辟。为何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那是因为在技术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在变得无比透明。各种前沿而高超的数字技术，正在用十八般武艺来穿透我们的一切，从肉体到心灵，从外表到内里，从空间到时间。透明，并非仅仅是权力之所为、技术之所长，而更是我们的生存之所困。当我们身上心中的所有一切都被转化为数据，呈现为代码，简化为算法，也就注定将丧失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生机之奥秘、差异之诗意。 而更为关键而致命的是，在此种终极而彻底的透明化技术的遍在强力面前，人始终是渺小的、脆弱的、被动的。这也就涉及透明恶的第二个要点，那正是如病毒和灾难一般不断地“增殖(prolifération)、传染、饱和……泛行……自我复制”[4]4。透明化的技术之所以能够衍生出整个透明化的社会，正在于此种令人恐惧的、大规模的、近乎失控的自我繁殖和复制的能力。在奥威尔的噩梦之中，虽然每个被监控的个体也在变得透明和赤裸，但权力的运作是明确的、可见的，②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框架也是稳定和僵化的。但进入数字技术的透明社会之后，不仅权力本身变得愈发微观而隐形，而且它还通过灵活变化的方式去适应人的生存，以积极肯定的方式去推动人的生存。借用福柯的那个经典区分，恰可以说透明的技术不是压迫性的，而更是生产性的。但也正是在这里，隐藏着透明性的终极之恶。因为在这个充满生机、积极作为的表象和表面之下，透明化的技术-权力所真正生产的，不是差异，而是同一，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生成与流变，而更是无尽的虚空。这里我们看到，数字技术的透明化的终极法器，正是通过“自身的循环往复(环绕自身轨道的运动)”[4]42来将万事万物都化作“纯粹的、空白的形式”，令所有一切都“落入绝对的真空”[4]85。说到底，透明的最终境界，不正是清洗掉所有渣滓乃至内容，进而将一切都变得干干净净，但也空空荡荡?透明的技术，恰似不断增殖的病毒，又似循环流动的毒液，它清空了世界的深度，也掏空了人性的底蕴。它不只是“一”的暴政，更是“无”之深渊。在透明化的技术面前，人永远处于不对称、不对等的低微之位。在透明化的社会之中，个体永远深陷于难觅生机、无路可逃的重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