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人类学源自人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对话,在理论变迁中始终关注文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随着认知科学、演化心理学与新童年社会学等对儿童发展及其同伴文化的探索,儿童也逐渐进入心理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视野。在心理人类学视阈下,儿童被认为是文化生成的认知主体,能创造性地学习并改造成人的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道德发展。在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对话中,文化与心智的关系由简单决定迈向了均衡反哺。在此基础上,基于心理人类学的研究理路,从儿童同伴冲突出发,未来研究可指向同伴文化与儿童心智的共同演化发展过程,统一儿童的日常生活与认知过程两种视域,并促进民族志与实验法两种方法的整合。这一学科交叉视野也将促进对儿童心智发展与成人教育文化关系、数智时代人作为互动主体和文化不确定性等前沿议题的省思。
图1 文化与心智互动的理论阐释 (一)文化对心智的决定性意义——文化决定论取向 文化决定论来源于对生物决定论的挑战与质疑,其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决定论的框架下,人类社会的一切生长与发育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或心理发育的生物性过程,而是深受文化影响的社会建构过程。具体来看,米德认为个体行为、性格、气质以及性别角色等方面的所有意义均受到了其所属文化的熏染和塑造。大约20世纪20年代末,米德深入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社会,通过民族志完成了对萨摩亚青年的心理分析。她发现萨摩亚“姑娘们”在青春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而是表现出“有条不紊”的气质与行为。她认为这主要归因于“整个萨摩亚社会所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及“简单一律的文化”[11]150-157。30年代中期,米德完成了对三个原始部落社会的性别与气质的关系研究。她提出了一种“文化假设”,即男性和女性在人格上的大部分差异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模式中而非由生理性别所决定的[12]265-275。显然,米德认为现代社会与原始部落社会以及各部落社会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社会文化模式,而人格与气质上的心理差异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即文化决定论。 以文化决定论为理论取向,文化对人类人格与心智的塑造是否能够从更年幼的儿童中寻找到类似线索?米德提到“一个强调合作和温良的同质文化,大到整个制度,小到习俗细节,都会使置身其中的每位儿童完全就范”[12]37-54。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儿童及其行为的经典跨文化研究发现,儿童的心智与行为模式背后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例如,在《六种文化中的儿童:一项心理文化分析》中,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对六种文化下年幼儿童的自然行为进行编码,并分析了侮辱、训斥、提供帮助、提供支持、寻求支配、需求帮助、寻求关注、负责任的建言、触摸、游戏性侵略、社会性行为和攻击等12种行为表现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差异[13]66-67。这一研究发现简朴文化(Simpler Cultures)下的儿童会表现出“养育-负责”(Nurturant-responsible)的特质,即积极参与家庭养育活动并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然而,繁杂文化(Complex Cultures)下的儿童则会表现出“依赖-支配”(Dependent-dominant)的特质,即表现出寻求关注、帮助和依赖的行为倾向[13]113。换言之,同一文化类型下的儿童心智特征及发展具有同质性或平均性,而不同文化类型下的儿童则会表现出明显的个性与行为模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