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发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特征是社会沟通障碍，以及重复刻板的行为和兴趣模式(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全球儿童患病率约为1％，且呈逐渐上升趋势(Zeidan et al.，2022)。据统计，我国ASD患者已超过1000万，其中0～12岁的ASD儿童超过200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Zhou et al.，2020)。ASD患者的社会沟通障碍常常伴随着情绪问题的困扰。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在ASD群体中很常见(Cibralic et al.，2019；Restoy et al.，2024)，且是导致问题行为(如攻击、自残等)、情感障碍(如焦虑、抑郁等)以及社会功能损害(如学业、人际等)的关键风险因素(Northrup et al.，2021；Samson et al.，2015)。近年来，情绪失调在ASD诊断与干预中的重要性愈发被凸显(Beck，Conner，& Mazefsky，2021；Nuske et al.，2024)。因此，深入探讨ASD儿童在情绪调节上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实施针对性干预训练，对于缓解ASD儿童症状、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1 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被定义为监测、评估和修正个体情绪反应以实现目标的能力(Gross，2013)。有效的情绪调节使个体能够控制负面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并采取恰当策略进行管理(Thompson，2019)。然而，家长和老师常报告大多数ASD儿童存在发脾气、易怒、焦虑、冲动等情绪问题，这可能源于他们面对负性或压力事件时的异常情绪反应和不恰当调节策略(Cibralic et al.，2019)。研究发现ASD儿童在面对负性情绪时常表现出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的情绪体验(Jahromi et al.，2012；Northrup et al.，2020)。一项纳入55项研究的元分析指出，与典型发育的同龄人相比，ASD儿童较少使用适应性策略，而更多使用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Restoy et al.，2024)。同时，情绪调节困难进一步影响了ASD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一方面，ASD儿童不仅以“情绪爆发”的形式体验负面情绪，还可能表现出攻击、自伤等问题行为，导致人际关系恶化(Nuske et al.，2017；Samson et al.，2015)；另一方面，无法有效使用适应性的调节策略可能加剧ASD儿童的焦虑、抑郁等共病问题，进而影响学业表现和生活质量(Cibralic et al.，2019)。尽管研究者认识到情绪失调在理解ASD核心症状和问题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国内针对ASD儿童情绪调节的干预研究仍较少，使得其在应对负面情绪的问题没有得以有效解决。因此，本研究聚焦ASD儿童的情绪调节困难，尤其关注其如何应对与处理所面临的负面情绪，以期为改善ASD儿童的情绪调节提供干预思路和方案。 1.2 孤独症儿童情绪调节的多模态评估 ASD儿童情绪调节的多模态评估(Multimodal Assessment)包括量表评估、行为观察、生理测量和脑成像等多种评估方法和技术。量表评估是最常见的日常测量方法。其中，情绪调节检查表(Emotional Regulation Checklist，ERC)和情绪失调量表(Emotional Dysregulation Inventory，EDI)常被用于评估ASD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调节能力(Mazefsky et al.，2018；Shields & Cicchetti，1997)。量表评估能够快速便捷地量化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情绪调节的能力，但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信息者偏见风险。行为观察能够标准化地编码儿童的情绪表现，为情绪调节的评估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行为指标。在这类评估中，儿童会被置于特定的情绪诱发情境下(如沮丧、愤怒、恐惧等)，研究者实时记录并编码儿童的行为表现和应对策略(Weiss et al.，2014)。然而，行为观察仅从外在的行为策略层面提供指标，缺乏对个体内部情绪反应性的敏感性(Cibralic et al.，2019)。因此，多模态评估还应纳入更敏感和客观的生理指标来评估ASD儿童在情绪诱发下的情绪唤醒和生理变化。 神经-内脏整合模型(Neurovisceral Integration Model，NIM)为理解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与情绪调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Thayer & Lane，2000)。该模型提出，ANS通过前额叶皮质与边缘系统(如杏仁核)的交互，整合生理信号与高级认知过程，从而调控情绪反应和行为适应性(Grol & De Raedt，2020；Thayer et al.，2009)。在这一框架下，ANS通过平衡交感神经系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调控个体的情绪反应和应对能力，尤其是在面临情绪和压力挑战时，ANS的生理过程为情绪调节提供了关键的生理基础(Arora，Goodall，et al.，2021)。其中，心率(Heart Rate，HR)作为交感与副交感共同作用的生理标志，是测量自主神经唤醒的生理指标，能够敏感地反映情绪唤醒的变化(Kreibig，2010；袁加锦等.，2015)。皮肤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体现了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水平，能够快速地反映情绪刺激所引起的瞬时生理唤醒变化，常被用作量化情绪反应强度和调节效率的生理指标(Critchley，2002)。以往研究发现ANS活动异常与ASD情绪失调密切相关。例如，Cai等人(2019)发现，ASD成年人中较高的静息心率变异性与适应性更强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有关；Chiu等人(2024)发现，较低的静息心率变异性与ASD青少年的情绪失调相关，ANS的紊乱可能是导致ASD患者情绪调节困难的原因之一。关于SCR，Kushki等人(2013)发现，ASD青少年在焦虑状态下表现出显著高于典型发育(Typically Developing，TD)同龄人的平均SCR水平，提示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唤醒倾向可能作为ASD患者焦虑的识别指标(Chiu et al.，2016)；Vernetti等人(2020)研究表明，ASD儿童在处理消极情绪刺激时，皮肤电水平变化较弱，并且这种生理反映减弱与他们在处理复杂情绪信息时的调节障碍有关。这些发现支持NIM模型的观点，即ASD儿童紊乱的ANS水平可能导致其在情绪任务中难以灵活调节生理和心理状态。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静息状态下的ANS活动，且研究对象通常为青少年或成人，缺乏对ASD儿童在情绪任务过程中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测量。通过实时采集ASD儿童在情绪任务下的心率、皮肤电反应等生理指标，可以更准确地评估ASD儿童的情绪状态和唤醒水平，为ASD儿童情绪调节困难的诊断与干预提供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