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创造性思维是推动科学发展，引导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不仅在计算机开发、治疗疾病、探索宇宙、机器人研发等21世纪的新兴产业领域，而且在科学艺术领域甚至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称为人类的未来的关键能力(Lucas & Venckute，2020；Marope，Griffin，& Gallagher，2017；Ruiz-del-Pino，Fernández-Martín，& Arco-Tirado，2022；Zhao，Wang，& Huang，2019)。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不是一种固定的天生特质，是可以通过后期学校教育培养的技能，尤其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在个体创造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Puccio，2017；Ritter，Gu，Crijns，& Biekens，2020；Ritter & Mostert，2017)。发散性思维是指从一个给定的目标出发，突破现有的知识范围，以一种开放、新颖且有意义的方式组合知识，从而产生大量独特的想法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Guilford，1987；Mekern，Hommel，& Sjoerds，2019；Runco，1991)。 发散性思维作为一种高级又复杂的认知活动，仅仅依靠量表开发、行为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对发散性思维相关的认知加工过程的认识是有限的(Zhou，2018)。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认知神经的方法来探究发散性思维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相关关系(Abdul Hamid et al.，2019；Chrysikou et al.，2020)。虽然以认知神经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单个神经成像的研究可能存在假阳性(false positives)的问题，诸多研究证明单个认知神经研究方法出现假阳性的概率高达15％(Yarkoni，Poldrack，Van Essen，& Wager，2010；Wager，Lindquist，& Kaplan，2007)。因此，越来越多的元分析方法逐渐被广泛地应用于认知神经的研究中。激活似然性评估(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ALE)作为最常见的基于坐标的元分析，整合了大量的脑成像研究结果，通过自动化的统计分析得到稳定的脑激活区域(Radua & Mataix-Cols，2012)。将实验中报告的坐标值进行统计寻找空间位置的一致性，相比之前的元分析操作更为严谨客观，能够提升结果的科学性(邓沁丽，陈俊，2015；Eickhoff，Laird，Grefkes，Wang，Zilles，& Fox，2009)。 目前关于发散性思维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比较不同领域发散性思维的大脑激活模式。有研究比较了音乐、语言以及视觉空间领域的创造力，结果表明，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与不同的大脑区域相关联(Boccia et al.，2015)。视觉空间领域和语言领域的发散性思维依赖两种不同形式的大脑功能偏侧化。视觉空间领域的发散性思维与视觉网络、额顶网络以及默认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有关，而语言领域的发散性思维则依赖于复杂语义加工网络和认知控制加工网络(Chen et al.，2019)。此外，另一项元分析对比了绘画、文学以及音乐领域创造性的神经关联。结果表明，虽然不同的领域有共同的通用神经系统，但是在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特定的神经回路(Chen，Beaty，& Qiu，2020)。然而研究者对创造力领域的划分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或以不同学科作为标准，或以任务或内容作为标准，致使创造力领域性的研究面临较大的困境(蔺素琴等，2016)。按照创造力的投资理论观点，原型知识不仅是领域创造力表现的信息来源，而且可以作为判断个体表现的重要指标。不同领域的创造力在必要的原型知识结构和创造性思维技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Huang et al.，2017；蔺素琴等，2016)。研究表明，不同领域关联的原型知识储备决定了创造力的领域特殊性，拥有某个领域的原型知识储备更丰富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关联领域有更高的创造力(Acar & Van Den Ende，2016；An，Song，& Carr，2016；Kaufman et al.，2013)。故而拥有更多知识经验的专家组和新手组在评定创造力诗歌和小说作品时会呈现较大的差异，专家组在前额叶皮层的脑电波段平均水平显著高于新手组(Kaufman et al.，2013；Liang，Chang，& Liu，2019)。由此可见，原型在领域性创造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既然不同领域的发散性思维有特定的神经回路，那么，不同的原型启发线索是否也有各自特定的神经回路呢?有研究认为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成分应该是“原型的激活”，而原型被认为可能是主试提供的“原型问题”在被试头脑中的表征，也可能是被试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经验，还可能是被试在解决当前顿悟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的有启发作用的认知信息(朱海雪等，2020)。国内已有研究证明了原型数量、原型的呈现时间(保留或消失)、原型启发的位置(前或后)、原型呈现的方式(文本或图形)及难易程度对个体的创造性思维表现都有影响(陶爱华，2013；邢强，王蕊等，2016；杨文静，靳玉乐等，2018；朱海雪，朱承亮等，2020)。但国内大部分对原型机制的探索研究都是以顿悟、科学解决问题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且较少基于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原型与不同领域创造性先行研究表明在使用词语线索时，额上回、左侧枕叶和顶叶、左侧颞中回等大脑区域被激活(Benedek，Jauk，Beaty，Fink，Koschuting，& Neubauer，2016)。但是在使用图片线索的研究中，额下回、颞下回、缘上回等大脑区域被激活(Perchtold et al.，2018)。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原型启发线索下发散性思维的认知神经机制，本研究拟通过4个单独的ALE元分析，评估不同原型启发线索下发散性思维关联的大脑区域，以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发散性思维的认知神经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