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早年在广州时，曾在《时事画报》等报刊上撰稿，提出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时逢清季立宪运动开展不久，立宪派人士和清廷的一些开明官员为了消弭排满革命的影响，力主“平满汉之界”，以消除民族不平等现象，维持统治秩序。在此语境下，陈垣的文章以中国、汉、唐、种族、满汉关系、国民、国家等话题为主，考辨相关概念和史实，借学术作政论，表达自身在民族、国家方面的基本观念。学界以往在陈垣研究方面创获颇多，对于陈垣的民族观、民族史观也有所探讨①，但于青年陈垣的史学建树关注有限，对于其在清季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缺乏研究。实际上，陈垣先生成熟期的史学研究成果离不开青年时期打下的基础，他在清季形成的民族、国家方面的思想观念，甚至影响到其赖以成名的代表性著述如《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所以，研究清季陈垣的民族、国家观念颇有必要，不仅能弥补陈垣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透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更为深切地了解历史转折关头普通读书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认同思考，从而理解时代特质和个体选择在一个学者的成长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一、考释“汉”“唐”与“中国” 陈垣出生于1880年，是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导致民族危机达于顶点的屈辱事件和不平等条约，以及清廷统治的黑暗腐朽，不断刺激着青少年时期的陈垣，使他很早就有了匡时济世、洗雪国耻的志向和情怀。在广州的读书生活，又使得他接触了不少新思想。作为中国南方的门户，其时的广州开风气之先，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和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都在这里流传，受到这些思想影响的陈垣对于清朝统治愈发不满，实际已具反清之志。但和激进的革命党人不同的是，身居清朝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他只能结合自身的学术喜好，从史学研究入手，以学理讨论之态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1905年，陈垣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画家共同创刊了《时事画报》，陈垣负责画报文字工作，并用“谦益”“钱罂”等笔名撰写大量文章。陈垣后来回忆说：“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罂取其别名‘扑满’，这是当时的思想。”“报中文字多倾向民族主义，当时在内地讲民族主义，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广州《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②由此可见该报主旨和陈垣为文的反清之意。 陈垣创刊《时事画报》之时，正是立宪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之际。立宪运动中，满汉关系、民族问题、国民、国家等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焦点议题，社会各界就此展开各种讨论。陈垣亦不遑多让，1907至1908年间，先后发表了《释汉》《释唐》《说满汉之界》《释奴才》《论利导国民》《种族之界说》《调和满汉》《国民与政府》等文章，表明自己的主张。与一般的政论之文不同，陈垣的这些文章大都从文献史料入手，聚焦于具体概念的考订，条分缕析，扎实可信，是以史学作政论的典范。仅就史学考据而言，未来著名历史学家的风采在这些文章中已初步展露。 在《时事画报》上，陈垣由《释汉》《释唐》两篇文章起步，通过辨析概念、考订史实，说明“汉”“唐”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所谓汉，中国人也。何不谓之中国人而谓之汉人?曰：中国者，统一之称；汉者，有所对待之称。如虏汉，如胡汉，如蕃汉，如契丹汉人，如女真汉人，如蒙古汉人之属，皆所谓对待名词也。……无胡，无蕃，无契丹蒙古，则称中国人；有胡，有蕃，有契丹蒙古，则称汉人。如是等名，中国不能统一之一大征也”，意谓“汉”与“中国”应是等同称谓，之所以用法有别，在于“中国者，统一之称；汉者，有所对待之称”。即为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说法，在不涉及“胡汉”“蕃汉”等“对待名词”时，可笼统称“中国”。这样的解说，实际使得“中国”一词可有更大的解释空间，“汉”为中国，“中国”却非仅为“汉”。 那么，为何以“汉”称“中国”?又何时开始的呢?陈垣对此考释道：“中国易姓者屡矣，胡独以汉称中国?曰：在昔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汉，刘氏一家之国号耳，以汉代表中国何自始?曰：于齐梁时乎，后魏时乎?魏晋之间，史有言汉者，皆刘氏耳。以汉代表中国，变私名为公名，自《宋书·胡氐传论》始，所谓‘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者是也。沈约梁人，当时无是称，沈约不能为是语也。”即历史上“与西域交通者汉为盛，故塞外诸国徒闻有汉也。”故“以汉称中国”起初实为他称，“诸史实自称为中国为华夏者多，未尝皆自称为汉也。”③将“刘氏一家之国号”的“汉”，由“私名”变为“公名”以代表“中国”，始自南朝梁时，证据来自沈约《宋书·胡氐传论》。 除了“汉”之外，“唐”亦为中国之代称。陈垣对此的解释是：“唐亦李氏一家之国号耳，而以代表中国，则又何说也?曰：唐与汉等也。塞外诸国，唯闻有汉，不闻有中国；海外诸国，亦唯闻有唐，不闻有中国也。由干路至中国，称中国为汉；由航路至中国，称中国为唐，此达例也。稽之史，盖始于日本。日本于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皆遣使入朝，且派人留学于京师，大市文籍还国，故遂以中国为唐。”④即“唐”与“汉”等同，皆为外人对“中国”的称呼，由陆路来中国者称“汉”，由海路来中国者称“唐”，唐时日本遣唐使来，是称“中国”为“唐”之始。 历史上以“汉”“唐”为中国之代称，那么现实中呢?陈垣指出：“五代以来，外族继盛，中国萎顿不振，《辽》、《金》、《元》三史中，遂无以中国称汉人者。大清统一区宇，远迈前朝，今制虽有汉员、汉缺等名词，而汉之一字，例不得与外国直接交涉，中国之名，亦统辖满汉，不得为汉人所专有。乾隆二十二年，永昌知府某，檄缅甸文，有‘数应归汉’一语，为严旨所申饬曰：对远人称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此又承学之士所宜深知者也。”⑤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五代以后“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无以中国称汉人者”，《辽》《金》《元》三史可为证；二是清朝时“汉之一字，例不得与外国直接交涉，中国之名，亦统辖满汉，不得为汉人所专有”。即在现实中，不能简单以“汉”称“中国”。实际上，这段话表明陈垣认知中的“中国”范围在扩展，《辽》《金》《元》三史里“无以中国称汉人者”，恰是其时少数民族政权与汉人政权争“中国”、争“正统”的写照；清朝皇帝强调“对远人称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斥责“归汉”为“悖诞已极”的“不经之语”，也是表明“中国”乃为“统辖满汉”之名称，非“汉人所专有”。陈垣虽持反清立场，但对乾隆皇帝此言取认同之态，强调“此又承学之士所宜深知者也”。这样的主张，是将“中国”作为超越王朝名称和民族界限的上位性概念使用，已近于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