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感史研究引起高度关注，不少国家成立了情感史研究中心或设立大型研究项目，《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等专门性刊物问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2015年，在中国济南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把“历史中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作为会议主题之一，情感史由此更多地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关注。①情感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史料选择与使用方面尚存诸多争议：首先，很多人质疑将不稳定的情感作为“科学的”“客观的”史学研究对象；其次，历史人物所表达的情感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感受，这无疑为史料的选择增加了难度。德国著名情感史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曾在讨论史料问题时感叹，如何找出人们表达的情感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情感，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②然而，无论人们内心的情感体验如何，情感表达本身是一种社会交流方式，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情感史研究不应回避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矛盾，而是要以此揭示历史人物“言不由衷”的原因。如果情感史研究是从人们所表达的情感入手，那么可以说，传统史学使用的所有史料都适用于情感史研究。 目前，随着情感史研究的日益成熟，从不同视角提出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可谓层出不穷。各种理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如何选择与使用史料，有不少学者对史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③有的学者还为满足教学需要而编写了史料集。④笔者不揣浅陋，拟以目前影响较大的三种情感史理论为例，考察其常用史料类型并分析这些史料的来源、性质及使用方法，以此窥见史料选择及其使用方法对情感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情感规约”理论与规定性文献史料的运用 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是最早从历史学视角探讨并使用规定性文献(prescriptive literature)的情感史家之一。1985年，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撰文，提出“情感规约”(emotionology)理论，强调情感表达的社会性，⑤聚焦于社会如何通过规范、规则和标准来塑造个体与群体的情感表达，标志着情感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首次重要突破，对情感史的史料选择与解读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斯特恩斯的学生苏珊·马特(Susan Matt)在讨论史料问题时认为，理想的研究状态是历史学家既能获得社会对个人情感表达的规定性文献(如建议、指南和劝诫等)，又能够直接接触到个人对这些规定的反应及其内心的情感体验。但在实际研究中，关于个人情感体验的史料往往难以获取，社会对情感的规范和要求比个人的内心体验更容易通过文献资料进行考察。在多数情况下，史学家能够搜集到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如何控制和规范情感生活的指南类手册等。但在古代的史料中，直接的行为指南类著作并不多见，这一点可通过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来弥补，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这些文献为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情感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本并不能证明其所描述的情感生活的普遍性，更多的是作为理想化的情感模型来进行分析。相比之下，中世纪和现代时期往往存在更多的劝诫类和指南类史料，这些史料帮助史学家将情感观念与其在实际生活中被接受、拒绝、采纳或变动的过程结合起来，揭示情感规范的演变。⑥ 关于指南类史料，斯特恩斯等人受到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一书的影响。埃利亚斯在书中研究了许多关于如何控制和展现情感的文献，这些文献大多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包括礼仪书(manners books)、咨询手册(advice manuals)、布道书(sermons)及育儿类文献(child-rearing literature)等，为研究过去的情感习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⑦各类指南通常会提供明确的建议，涉及如何表达爱、愤怒、乡愁和悲伤等情感，不仅对情感表达的程度进行控制，而且要控制表达的方式与情境，以及何时、何地表达何种情感。这些规范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的普遍要求，从侧面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情感生活的理想化类型。 斯特恩斯夫妇于1986年出版的《愤怒：美国历史中的情感控制之争》，是使用“情感规约”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充分展示了两人使用史料的技巧。他们收集了19—20世纪针对美国读者的建议类文献，以及一些流行杂志与小说等，并重点研究了这些资料中有关如何表达愤怒的两类建议：一是在家庭中，父母、孩子与配偶之间的愤怒管理；二是工作场所的愤怒管理。他们还特别关注这些建议类手册的出版日期，以辨别情感标准发生变化的时期。最后，斯特恩斯夫妇还参考了信件和日记等个人作品，分析个体对情感规约的反应及其是否对人们的“真情实感”产生了影响。斯氏夫妇得出结论，认为直到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式的指南类书籍仍在谴责各种形式的愤怒。但在1860年至1940年间出版的各类咨询手册开始指出，完全抑制愤怒是不可能的，应该允许人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愤怒，如引导男孩适当地表达愤怒，他们在家庭以外的场合可以有适当的攻击性，以展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活力。⑧ 彼得·斯特恩斯和他的另一位学生蒂莫西·哈格蒂(Timothy Haggerty)使用相同类型的史料，研究了另外一种情感——恐惧。1991年，他们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合作发表了《恐惧的作用：1850—1950年间美国儿童情感标准的转变》一文。文章从指南类和劝诫类手册中探索美国的家庭行为模式，指出社会的情感规约并非一成不变。一百年间美国的各类咨询和指南类手册对儿童恐惧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反转”：从最初认为儿童天生无所畏惧，恐惧感是成年人通过不同方式灌输的结果，到指出儿童天生充满恐惧，家长要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安全感，避免让他们面对可怕的情境。在文章最后，斯特恩斯和哈格蒂探讨了导致情感规约发生变化的原因：自185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快速变化及科学的巨大发展，加上各领域“专业人士”所提出的新观点，共同影响了咨询类手册中的内容，例如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在情感规约中表现为鼓励职场上的竞争，激烈的竞争被视为人类生存或个体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