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炮声写日记”：巴金《赴朝日记》手稿研究

　　巴金曾说：“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响。”①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次赴朝是巴金在1949年后最为重要的历练之一，也留下了两本《赴朝日记》手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巴金在朝生活最为忠实的记录，也是我们理解“当代巴金”文学创作与思想转型的重要史料文献。既往研究多从巴金的思想变迁入手，②本文则充分利用《赴朝日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通过对手稿原件、抄件及全集本的重新辨识、校勘整理与对读研究，运用校勘学与手稿学方法处理日记所存在的讹误、删改与脱文等问题，尽可能恢复《赴朝日记》的原貌，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巴金的赴朝经历，并提供一个窥探巴金文学创作与思想转型的独特视角。

　　一 巴金《赴朝日记》手稿概况与版本问题

　　《人民日报》1952年3月6日转发新华社消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 第一批作家巴金、曹禺等将分赴朝鲜和工厂、农村》，随后《文艺报》1952年第5号也发布通讯《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全国文联根据这次整风学习的精神，决定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赴朝鲜的作家且订立公约，保证不要求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作家们对于这次出去体验生活，抱有很高热情，决心克服过去单纯收集材料的错误想法，而强调在斗争中自我改造，并保证坚决完成创作任务”。③这是巴金赴朝的时代背景。

　　1952年2月，巴金即应召赴京集中学习，参加由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17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并任组长。④1952年3月赴朝，10月返京。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后，为创作需要，8月巴金再次赴朝“体验生活”，1954年1月回国。关于这两本《赴朝日记》的具体情况，巴金曾在致王仰晨(树基)的信中有所交代：

　　一九五二年我参加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我第一次下部队，对军人生活很不熟习，为了便于记忆，我随身带了一个小本子，简要地记下每天的生活：一些人和事，尽可能写的简短，只求对自己有用。衣袋里装着小本子，上上下下，跑来跑去，这一次我在朝鲜住了七个月，十月十五日回到北京，下了火车，我就把小本子收了起来。到第二年(一九五三)八月我再访朝鲜，才又把它带去。

　　这一回只留下五个月的日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过鸭绿江。⑤

　　巴金《赴朝日记》(一)(二)两部手稿原件及抄件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⑥，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受巴金所托，于20世纪90年代捐赠。两份稿本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件/手稿本。《赴朝日记》手稿原件，尺寸为12×7.5cm，黑色皮质封面，竖翻活页横格本，双面连续书写。原字迹为蓝黑色钢笔书写，另有少许黑笔、红笔涂描删改校对痕迹，应为出版前巴金或其侄子李致校阅时产生。《赴朝日记》(一)正文共70页，139面，字体较大，笔迹较工整，基本按行书写，装于两层信封内(见本页图)。《赴朝日记》(二)正文共19页，36面，字体较小，书写稠密，笔迹较潦草，基本不按行书写，装于褐色牛皮纸信封(见225页图)。

　　

　　《赴朝日记》(一)手稿示例

　　

　　《赴朝日记》(二)手稿示例

　　(二)抄件/抄稿本。抄稿本系方便日记文稿的编辑排版，巴金安排助手根据日记手稿原文抄录所成，使用方格文稿纸单面抄写，上有大量编校字迹和排版信息，并附页码和注释文字。《赴朝日记》(一)，封面1页，正文共196页。根据抄录的笔迹来看，应有两人参与了抄录工作，根据抄稿右上角机印页码，5～70页和132～200页为同一人用蓝色圆珠笔抄录，正文71～131页为另一人用蓝黑色钢笔抄录。《赴朝日记》(二)，封面1页，正文共78页。根据笔迹来看，也有两人参与抄录工作，根据抄稿右上角机印页码，202～218页由一人用蓝色和黑色圆珠笔抄录，219～279页为另一人用蓝色圆珠笔抄录。根据抄稿本的笔迹推断，应有多人(至少三人)参与了《赴朝日记》手稿的抄录工作。

　　

　　

　　《赴朝日记》抄稿示例

　　1985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曾致信巴金，提议编辑出版《巴金全集》(后简称《全集》)，得到巴金同意并受委托主持《全集》编辑事宜。1986年11月，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时，巴金计划将《全集》中日记部分交李致校看。⑦1988年巴金开始着手《全集》日记卷的整理工作，他曾希望李致退休后能协助其做《全集》的编校整理工作，信中道：“有一个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还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了空想。”⑧李致此时刚当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一时无法全力协助，颇为愧疚，主动请缨负责校看日记。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