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感情家” 郭沫若于1926年7月由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参与革命实际工作的一年多里(郭沫若于1927年11月返回上海)，他在武昌攻城战役的前线奔走过，主持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在汉口的工作，在上海“清党”事件发生前就发表了“反蒋”声明，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及失败之后凶险的撤退行动……这些实战经验在郭沫若的革命履历中十分亮眼，也是郭沫若成为“革命队伍中人”有力的身份证明。但如果对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所参与的人事稍作考察，就会发现他的体验并不如他的功绩所展现得那般风光。 在《北伐途次》中，郭沫若更多地记录自己在八个多月的随军生活中与革命同僚之间出现的摩擦。他似乎并没有在革命队伍中找到归属感，由于缺乏行军经验和纪律意识，还常常遭受他人的批评挖苦。刚出发时，郭沫若在邓演达手下任宣传科科长，他为了在出发前洗个澡而使得三百多人的先遣队在火车站等他，邓演达为此大发脾气，可是郭沫若仍在文中颇为委屈地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①在行军生活中，郭沫若不会骑马赶不上队伍，在露宿野外时不懂得要睡在石板上而睡在软和的草地上，以至于睡醒时衣服都被露水浸透了，他在炮声一响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缩脖子，这些事情都提醒着郭沫若自己与那些“骑兵将校出身”“军官学校出身”②的官兵之间的差距。散漫的脾性、军事经验的缺乏尚不是郭沫若始终不能融入的主要原因，他与革命权力机关之间真正的龃龉，在于他对革命原则的理想化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 郭沫若在北伐期间最为尖锐的矛盾来自国民革命军政府、工会与党部之间的权力摩擦，其中给郭沫若震动最大的两个事件是“羁押郭聘帛事件”与“党旗事件”。郭聘帛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后加入国民党，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期间，企图另立工会系统与中共领导的总工会相抗衡。当郭聘帛被工会工人押解到政治部时，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倾向于顺应工人诉求枪毙郭聘帛，可是总司令部的邓演达来信要求他们不能轻举妄动，为避免引起革命队伍内部的派系冲突，邓演达要求政治部把郭聘帛送往总司令部再研究处置方法。郭沫若不理解上级部门此种温和的对策，便表示了反对，仍旧主张枪毙郭聘帛。事后郭沫若才在辗转的传言中听到邓演达为此事向人诉苦，称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③。为此，郭沫若一怒之下向总司令部提出了第一次辞职。 邓演达与郭沫若的不同观点正体现了调和国民革命军中不同党派和新旧势力的困难，郭沫若说：“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④邓演达则解释道：“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⑤ 郭沫若与邓演达所说的“旧社会”“旧时代”和“旧势力”并非指“五四”语境中的守成势力。在大革命统一战线的特殊语境中，“新旧”也代指了北伐阵营内部的代际分化。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⑥。因此，“新旧”之争其实是“左右之争”与“老少之争”的一种笼统而隐晦的表达。郭聘帛这类有反清功勋在身的老党员，由于不满武汉的工会与党部都由中共掌权，一度纠集了其他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企图在武昌另立党部。此举已经是革命军政府的“左右”之争达到白热化的表现，就在郭聘帛被捕的前几天，国民党左派代表顾孟余就向苏联顾问表达了对目前中共把持了北伐军党政机关的忧虑：“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从全国来说，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⑦尤其在北伐军攻克武昌之后，武汉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中共在武汉的各种工会中占据了主要的领导地位，总工会的势力也随之壮大，因而总工会才会在不具备裁决“工贼”的权限时，仍有底气强硬地抓捕了郭聘帛并要求郭沫若对之处以极刑。郭沫若认为顺应民意枪决郭聘帛才能维持工人们的信任，这当然也是对右派分子的一次回击，但实际情况比郭沫若想象的要复杂许多。 两党之间的新旧势力并非全如郭沫若所划分的那般泾渭分明，武汉党部领导人董必武开始组织统一战线的工作时，也是利用自己老同盟会员的身份，才把国民党中左派人员团结起来，他也认可这种“旧关系”是一种工作优势：“由于我有着良好的国民党关系，我受委托在湖北负责这种联络工作。”⑧因而郭沫若对“旧势力”的单向认识，对革命彻底性的追求，在北伐队伍中的左右派势力正开始咬紧的时候，极易激化统一战线内部的派系矛盾。郭聘帛在国民党内部仍有不少右派及中派的追随者，假如总工会与政治部果真在越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枪毙郭聘帛，可能会造成中派的右倾，也会进一步降低工会运动的合法性。基于这些考虑，总司令部否决了郭沫若关于枪毙郭聘帛的请示，派人来政治部把郭聘帛带走了。 郭沫若对这些为大局着想的权宜之策感到“很不痛快”⑨，“万事讲策略”的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形态其实相当脆弱，也让许多被主义和口号激荡得豪情万丈的革命青年在进入实际的政治工作时，会因为处处遇到各方权力的掣肘，从而不得不按压自己的行动激情。郭沫若因为此事而得了一个“感情家”的名号，后来他与国民党党部人员为政治部应该升国旗还是升党旗的问题发生摩擦，又被批评是“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⑩。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郭沫若即使在文职人员中也显得缺乏经验且莽撞，阳翰笙这样描述在遭遇敌人的伏击时郭沫若的表现：“郭沫若毕竟是个诗人，他站在田埂上，高举手枪，喊：‘冲啊!’勤务兵立即把他按倒，敌人的机枪就向他们扫射，田里水花飞溅，真险!”(11)郭沫若的革命同事所给出的“感情家”“书生气”和“毕竟是诗人”的评价，也从侧面反映出郭沫若弃文从军的选择并没有让他融入集体生活，身处军队反而使得他作为“诗人”的那一面被格外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