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刚刚胜利，但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对于像冯至这样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更为严峻的决断时刻已然来临。1946年7月，冯至回到满目疮痍的北平，彼时国共内战的阴云正迅速笼罩中国大地。时代的洪流再一次将个人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冯至在1947年发表的《决断》一文中，深刻表达了这种时代的焦虑与个体的苦闷： 虽然我们抗战的成绩并不很高明，暴露出许多民族的弱点，尤其是胜利以后，全民族陷入一个当初绝没有意想到的更大的苦闷里，但如今回想起决定抗战的那一天，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一个最美丽的日子。 …… 对着较为重大的问题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其结果恐怕只有度着黯淡的岁月，面前永远望不见生命的光辉。① 这种“进退维谷”的苦闷，并非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紧密相连。贺桂梅敏锐地指出，冯至的“决断”意识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政治格局变更息息相关。冯至所言的“问题”，正是“一个选择怎样的社会立场的问题，也是个人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问题”②。在旧秩序崩溃、新世界尚未明朗的“过渡”时代，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被迫去思考、挣扎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然而，这种外在的政治抉择，在更深层次上，是冯至一场于抗战期间便早已开始的内在蜕变的结果。他在《决断》一文中借由对歌德《浮士德》的解读，揭示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方向： 浮士德内心里两个灵魂的冲突——一个要执著尘世，一个要摆脱尘世——主宰着全悲剧的进程。谁读到这些地方，对于这种可此可彼、何去何从的徬徨的心情不感到深切的同情呢?但如果我们不滞留在只是同情上边，便立刻在那两部悲剧的幕后会听到一个雄浑的呼声：“你要决断!”……在这呼声中我们看见浮士德由于不断的追求与努力得免于成为魔鬼的俘虏，但哈姆雷特和屈原则归终不免于死亡。③ 浮士德内心“一个要执著尘世，一个要摆脱尘世”的两个灵魂的冲突，以及那最终响起的“你要决断”的雄浑呼声，正是冯至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他认识到，真正的救赎并非来自逃避，而在于“不断的追求与努力”，在直面冲突与挣扎中获得人生意义。这一认识，标志着冯至开始从一度沉浸于强调“摆脱尘世”的德国浪漫派思想，向着更为积极入世、强调“不断的追求与努力”的歌德精神回归。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重读冯至创作于抗战中后期(1942年冬至1943年春)的小说《伍子胥》，会发现其非同寻常的深刻内涵。表面上，它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但冯至在后记中明确指出，他意欲将这段“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④。这绝非简单的比附，而是一个西方古典文学母题在中国抗战语境下的新生。冯至借由伍子胥这场充满悖论的“还乡”之旅，来安放和审视自己以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冯至弱化了传统故事中快意恩仇的传奇色彩，而将笔墨聚焦于伍子胥在途中的孤独、自省、挣扎与决断。他所遭遇的“平凡的山水”，既是其精神的慰藉，也反衬出他复仇意志的沉重与决绝。这趟旅程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诗意的超越与现实的重负、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这些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伍子胥不再是一个扁平的复仇者符号，而是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一个具有深刻存在主义色彩的现代悲剧形象。 因此，将《伍子胥》解读为一部现代“奥地赛”，不仅有助于揭示冯至如何通过与德国思想与文学的深层对话来重塑中国古典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理解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个“决断”时刻的思想轨迹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文本。伍子胥的“还乡”之旅，既是冯至对抗战的深刻反思，也预示着他在新时代来临之际，最终将做出何种“决断”的内在逻辑。 一、德国浪漫派视野下的“山水” 冯至的小说《伍子胥》孕育于一个特殊的时空坐标——抗战时期的昆明。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内迁至浙江金华，同年底又随校继续向江西撤退。1938年，他经湖南到广西，后取道越南河内于12月到达昆明。1939年，应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邀请，冯至在吴父昆明郊区的农场小住。同年，他辞去同济大学教职，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 对于从沦陷区辗转南渡的知识分子而言，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既是现实的庇护所，也是可以进行精神重构的“远方”。冯至正是在烽火岁月里这片相对安宁的土地上，开始了一次独特的“抗战”。与当时主流的、直接投身于现实洪流的抗战文学不同，冯至选择了一条向内沉潜的道路，他通过与德国浪漫派思想资源的深度对话，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山水”，并最终将其完整地投射于伍子胥的“还乡”之旅中。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冯至在昆明发现的“山水”，就无法真正把握《伍子胥》这部小说的现代性内核。 在昆明期间，冯至接连写下《十四行集》《伍子胥》《山水》。在战乱中，昆明的“山水”给了他无限安慰： 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经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⑤ 冯至在昆明对“山水”的诗意构建绝非空中楼阁，这一“山水”的生成离不开德国浪漫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浅尝辄止的风格模仿，而是根植于他长达十余年系统且深入的研读与思索。早在1931年，冯至在德国海德堡留学期间，就在一封致友人杨晦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他意欲深入探索的思想与文学的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