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典范的文学史叙述中，郁达夫大多被视作带有颓废色彩的、浪漫主义的自叙传作家。郁达夫的作品对性的苦闷及其国族命运的焦虑一直是学界注目的焦点。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对于诸如郁达夫这样极具个性的作家而言，被阐发的“鲜明”创作风格往往遮蔽了其极重要的艺术创造。譬如，郁达夫对“农民文艺”的首倡即是一个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其一，郁达夫是现代作家中最早将“农民文艺”与田园文艺分而论之，并系统阐述农民文艺理论的第一人；其二，他的农民文艺观建立在理性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复杂政治基础上，兼容普罗文学与理性启蒙的理论特质，独具超功利性的民治色彩。可以说，郁达夫首倡“农民文艺”不仅使我们能够充分、细致梳理他与中共外在社会关联及其内在精神的复杂联系，而且彼时文坛、学界围绕郁达夫“农民文艺”的肯定抑或质疑，也奠定、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是具有重大文学史意义的。 一、从两次南下广东谈起 郁达夫在1926年的广东之旅颇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郁达夫“转向”的重要契机，更是其首倡“农民文艺”的重要背景。《郁达夫年谱》记载，三十而立的郁达夫于1926年3月18日和10月9日两次南下广州，而第一次南下广东之日恰是“三·一八惨案”发生之时： 18日 接任国立广东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并与新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及王独清一起由上海搭新华轮南下。郭沫若将创造社的事情托付给了周全平。(李杭春 郁峻峰 160) 19日至舟山岛外，20日又遇广州反段祺瑞游行，同日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21日过汕头，晚进虎门，22日因“晚上雇舢板危险”，仍宿船上，23日抵达广州(李杭春 郁峻峰 161)。此后，郁达夫在广东大学任教，后因“得悉龙儿在京患脑膜炎”(165)，遂于六月初，离粤返京。①从郁达夫第一次南下广州近三个月的生活看，除了日常教学外，郁达夫的主要社会活动有：3月29日上午10时与全体教职员学生参加纪念黄花岗烈士集会；3月30日参加追悼“三·一八”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4月2日参加反段示威大游行；4月18日参加讨论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问题，同日参加广东各界纪念北京惨案死难同胞大会；5月参加了“五五纪念会”“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五七”国耻日纪念会和“五卅”一周年纪念会(162—165)。此外，其间还经历了“驱郭运动”、文科教员罢课风潮等。 郁达夫第一次南下广东正是在“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北方革命迅速发展之时，也是国民党开始反共，国共走向分裂，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之日。颇值得一提的是，因林祖涵之弟林祖烈托带广东大学聘书、旅费时，嘱其到广州先行接洽，23日下午初到广州的郁达夫即与郭沫若、王独清，随成仿吾拜访了林祖涵。在林家，郁达夫巧遇毛泽东，并与毛泽东短暂交流。1926年，毛泽东由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为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所长，并经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926—3—26)，而时任农民部部长的正是林祖涵。因此，毛泽东出现在林祖涵家中，并不意外。巧合的是，毛泽东正式就任广州农讲所所长四日后就与郁达夫有了一面之缘。据郭沫若回忆，“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298)。郭沫若以“不外”二字带过，然而“不外”之外却颇多深意。一来，郭沫若或认为在广州相识，入乡随俗，谈的自然是“广东的现状”，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二来，也许郭沫若对所谓“广东的现状”并不热心，抑或感到全国时局大多如此，加之“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298)，自然感到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反观郁达夫却是因创造社诸般繁杂矛盾不堪其扰，“想到广东去找一个息壤”(达夫，《编辑者言》145)。因此，无论是作为听者抑或交谈者的郁达夫，此时的心态显然与更关心“文化”与“生计”的郭沫若是有所差异的。② 诚然，因史料缺失，郁达夫与毛泽东交谈的内容已不可考，但就当时广东时局以及毛泽东彼时身份而言，所谓“广东的现状”自然也“不外”三日前刚刚发生的“三·二〇”之变(“中山舰事件”)与毛泽东所负责的农讲所的相关工作。就前者而言，“中山舰事件”显露了蒋汪、国共、国民党与苏联乃至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复杂矛盾；而后者则又与当时广东的农运密切相关。动荡时局与农运对于渴望“息壤”的郁达夫的敏感的内心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进言之，国民革命与农民对于郁达夫而言是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它们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与阐释，尤其当“革命”与“农民”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由此而观，郁达夫第二次南下广东途经汕头时寻访彭湃也就不难理解了。“农民大王”彭湃与郁达夫是留日同学，在郁达夫初到广州时，二人便有交往。据《郁达夫年谱》： 同日 晚，工、农两大会在番禺学宫召开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2000余人与会，彭湃主持，郭沫若、陈启修、彭述之等发表演说。学界亦在中山大学举行马克思纪念会。(李杭春 郁峻峰 165)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二人在会议上是否围绕农运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但出席由彭湃主持的工、农两会召开的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郁达夫与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的思想关联。1926年10月9日，郁达夫第二次南下广东再次与彭湃擦肩而过： 19日 船舶油头港，郁达夫即偕黎锦明登岸，访留日同学、《岭东民国日报》社长李春涛。经李春涛介绍，火焰社许峨(美勋)、冯瘦菊(白桦)得识郁达夫，并陪同往访留日同学、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工运领袖杨石魂，皆不遇。后至旧公园旁凤记茶店，登楼饮茶，即席赠诗《油头口占赠许美勋》。(李杭春 郁峻峰 171—172) 赠诗③云：“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遇君。”(郁达夫，《汕头口占赠许美勋》112)许峨④也作《秋风里乍逢佳客》以示欢迎。而冯白桦1926年秋离汕头抵广州后，还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买醉南园酒家，即席赋诗赠答”，冯白桦作《广州南园酒家夜宴，即席赠郁达夫》：“天风海水三千里，/残醉重扶入五羊。/蜃市万灯笼夜雾，/高楼逐客断愁肠。/胸中块垒填新恨，/衣上征尘杂酒香。/辽鹤归来城郭改，/词人沦散最凄凉。”(郁达夫，《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113)郁达夫随即作《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侏儒处处乘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薄有文章惊海内，/竞无
粥润诗肠。/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升斗微名成底事，/词人身世太凄凉。”(113)1926年12月，郁达夫又将此诗赠予许峨(李杭春 郁峻峰 179)。许峨又名许美勋，冯白桦是冯瘦菊⑤的笔名，二人均是潮汕地区农民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虽然郁达夫访彭湃未遇，但潮汕之行还是使郁达夫和中共农运的领导人、参与者有了直接的接触。1980年，许峨在《羊城晚报》撰文《郁达夫到汕头》详述见面情形：“一路上，郁问：‘潮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瘦菊答：‘农运首领是彭湃，工运首领是杨石魂。’”(1980—6—19)接着，郁达夫询问了“火焰社”⑥的情况，翻阅了《火焰》周刊。许峨深感郁达夫“向往革命、亲近工农之情，又是多么深挚”(1980—6—19)。许峨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丈夫，而冯瘦菊又是冯铿的兄长，冯瘦菊经李春涛介绍和郁达夫相识，可见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同学的李春涛早已相识，⑦郁达夫与中共的交集颇多，已无须赘述，但亲身造访广东农运现场，直接与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动，还是让郁达夫深感：“春涛本来是个公子样的人物；彭湃出身大地主、基督徒，想不到他们献身革命!”(许峨1980—6—19)1926年12月17日，郁达夫离开广州，赴上海整理创造社事务，同时编辑《洪水》，一年之后在《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中，我们又听到了郁达夫注目农运的回声：“湖南的农民，已经把他们的锋芒露过了，船到桥门自会直，我相信闽广的这些多数阶级也一定会相继的起来。”(郁达夫，《谁是我们的同伴者》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