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鲁迅作品进入德语世界以来，研究者从政治、文学、艺术等不同维度展开的多重阐释，促进了鲁迅作品的传播和鲁迅形象的生成。20世纪30年代《孔乙己》等鲁迅小说被译成德文、鲁迅作为“革命作家”进入德国，50年代民主德国大量引介鲁迅、认定他为革命斗士的典范，60年代联邦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翻译其杂文、推崇其批判性，80年代其现代性被强调，90年代《鲁迅全集》德译本出版，进入21世纪后德语汉学界、读书界对鲁迅革命意识与现代精神融合转换……鲁迅作品阐释和鲁迅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德语读者中发生了诸多变迁，他逐渐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在上面这条波动颇大的鲁迅传播曲线中，潜藏着“革命性”和“现代性”两个重要的观察基点。对鲁迅及其作品革命性或现代性特征的查找分析，始终蕴藏在德语译介者和研究者的测评坐标系中，成为理解和阐释鲁迅的关键词。革命性不仅指鲁迅作品在主观上对中国社会深切关注和积极介入的姿态，同时更体现为其所呈现和象征的中国革命进程。从王澄如(Wang Chêng-ju)最早对鲁迅革命精神之源的探讨，到克蕾卜索娃(Berta Krebsová)对鲁迅无产阶级立场的重视，再到民主德国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期待；从约瑟夫·卡尔玛(Joseph Kalmer)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编译出版鲁迅作品，到拉斯特(Jef Last)对鲁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考察，再到联邦德国左派对激进革命文学的兴趣①……鲁迅作品的革命性、政治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德语地区的传播中具有不同的意蕴内涵和解读范式，甚至“反政治化”的鲁迅研究思路也是另一维度上对其政治性的重视与反馈。然而，随着时代风潮的变化与德语知识精英内在需求的转移，研究者越发关注鲁迅作品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尤其表现在对结构、技巧、内在精神等维度的现代性的挖掘，还增加了对鲁迅形象中“怀疑者”“彷徨者”“艺术家”等诸多面向的考察权重②。这些区别于以往研究的、更侧重鲁迅作品现代性的新解读，让鲁迅作品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认识框架，鲁迅也成为一位具备持续言说和多重阐释价值的世界作家。“革命性”与“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有时意味着鲁迅作品传播中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立场，有时则可看作鲁迅作品诠释历程中互补互文的两种观察视角，既有对立又有转换，既分庭抗礼又缠绕融合，是鲁迅域外传播丰富历程和复杂图景的投射与映照。 一、革命性：德语世界鲁迅接受的主导观念 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革命性都是德语世界鲁迅传播的主导观念。鲁迅进入德国的关键词就是“革命”，鲁迅作品的最初译介与其革命作家的身份密切相关。1934年萧三撰写的文章《中国的革命文学》刊载于德文版莫斯科文学刊物《国际文学》(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中央刊物)，此文特别介绍了鲁迅作为中国政治作家的典范意义以及在中国革命文学中的领导作用③。一年之后，鲁迅的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德译本也发表于此刊，由该刊主编、德国诗人贝歇尔(J.R.Becher)编译④。尽管贝歇尔此前没见过鲁迅，但他极有可能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等活动中对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有所了解。贝歇尔是一位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作家，因为纳粹统治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他对鲁迅作品的重视映照了20世纪初的国际左翼浪潮，以及他与鲁迅在革命意识上的遥相互通和政治思想上的志同道合。 对鲁迅作品革命性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语世界早期译者的选择。1935年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翻译发表的《孔乙己》德译本，被看作现存最早的鲁迅作品德译本，霍福民在译文注释中特别预告了将要对鲁迅这位革命作家进行专文介绍的计划⑤(可惜没有看到后文)。《伤逝》(1936年)和《示众》(1937年)的译者艾格特(Heinrich Eggert)也强调鲁迅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⑥，他选择译介鲁迅作品的最大动因便是左翼思潮下鲁迅作为革命中国书写者的代表性。《祝福》(1947年)的编译者卡尔玛对鲁迅的持久关注和翻译，则是他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对于亚非弱势民族文学倾力支持的一个重要实践。卡尔玛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家庭，纳粹统治时期流亡到瑞士，兢兢业业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译出版事业直至去世。他不仅是巴金、丁玲、艾青等一大批中国左翼作家的版权代理人，更是在德语世界引介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作品的活跃译者。他将萧乾用英语写作的长文《苦难时代的蚀刻：现代中国文学鸟瞰》译成了德文，在译文中他介绍鲁迅是“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拿着利剑的斗士型散文家”，认为“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的彻底决裂，是5000多年来中国的首次文艺复兴”⑦。卡尔玛的这一论点为他持续多年的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做了注解——译介现代文学是走进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途径。卡尔玛对革命中国的深切同情，让他即使在联邦德国反共思潮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依然编译鲁迅作品集《漫长的旅途》(1955年)并最终得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