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派”“海派”论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引发这场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批评的是他眼中当时文坛上普遍存在的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并未特别针对某一地域。在上海作家杜衡发表自辩式的《文人在上海》回应文章后，沈从文才开始在《论海派》等文中，集中火力攻击“海派”的“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上海作家——尤其是左翼方面——不甘示弱，以“京派”反唇相讥，如胡风就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一文中讽刺“京派”文人自命风雅、脱离现实的倾向。由此可见，从这场论争中诞生的“京派”，一开始并非文学流派的指称，而是一种基于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人的社会状态的、带有文化批判色彩的概念，而且随着左翼文学叙事的主流化，其负面性质亦逐渐定型。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部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20世纪70年代末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没有用过“京派”和“京派文学”的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直到新时期，“京派”才重新浮出水面。1980年，朱光潜发表在《花城》上的散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谈到他和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交往甚密，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这两个阵地，把当时北平的文人集结起来，由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①“所谓”两字中依然透露出一点自我贬抑的语气。但毕竟时过境迁，“京派”逐渐褪去其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开始成为中性的文学流派的概念。在这方面，严家炎和吴福辉首先做了学理上的清理和界定的工作。《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上刊载的吴福辉《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一文，应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早将“京派”概念用于文学史研究的尝试。这是他在北大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的删节版。②根据吴福辉后来的回忆，1978年入学后他就跟严家炎一起研究现代小说流派史，可以想见，“京派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是他们共同认可并提出的。③吴福辉在这篇论文中对“京派作家”做了这样的界定：“所谓京派作家，习惯上指的是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继续活动于北京及北方城市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作家群。他们与‘左联’(包括‘北平左联’)同时并存，未正式结社”，仍然表现出明显的阶级论视野。 20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专题课，并着手撰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④1986年，他选编了四册《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册中就有“京派小说”。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专门有一章论述“京派小说”。严家炎在书中对“京派”的定义是：“它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20世纪30年代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他们处在周作人、沈从文的影响之下，与北方‘左联’同时并存，虽未正式结成文学社团，却在全国文学界具有一定的号召力。”⑤与吴福辉的界定基本一致，只是去除了“小资产阶级”的表述，凸显了周作人与沈从文的地位，但依旧强调与左翼文学的区别，可见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中形成的认知框架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约略同时，任教于宁波师范学院的戴光中为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编选“京派”作品选，他注意到京派的主要成员是“北大、清华、燕京等几个大学的师生以及住在平津的个别作家”，并因此以“大学名士的清谈”来概括京派的文学特征。⑥在我看来，引入大学或学院的视角，意味着“京派”研究真正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此之后，京派是“学院派”或“学院文人”逐渐成为共识，事实上，这也是京派作家自我理解的方式。⑦就京派作家的具体构成而言，根据高恒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以下四个群落：一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社分化出来的“骆驼草”作家群，以周作人为领袖，包括废名、俞平伯等。二是从新月派分化出来或者说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一批作家，包括叶公超、林徽因、沈从文。三是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20世纪30年代初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这三类作家多数都任教于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四是20世纪30年代初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校毕业的年轻作者，包括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萧乾、林庚等人。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派文人中一多半曾任教或就读于外文系，浸淫于西方文学的最新潮流之中。借用卞之琳1936年出版的译作集《西窗集》的书名，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以及相关的翻译和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扇面向欧美现代文学的“西窗”。 五四新文学从诞生时起就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点自不待言，然而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在大学校园中讲授和研读的西方文学却有其独特性，他们尤其重视欧美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叶公超在清华和北大外文系均开设了英美现代诗方面的课程，梁宗岱则在北大外文系法文组讲授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这些都给卞之琳、何其芳等年轻诗人打开了眼界。⑨尤其是艾略特的《荒原》在北平文坛风靡一时，启发了诸多学院青年的诗心。⑩艾略特不仅以其诗作征服了学院里的京派诗人，他的批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当时影响极大，曾被多次译出，堪称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圣经”。事实上，京派文人对现代主义诗论的重视丝毫不亚于诗歌本身，叶公超本人就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批评文字，并鼓励他的学生常风、卞之琳、曹葆华等去译介艾略特、瑞恰慈、李维斯等人的论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至1930年间，新批评的奠基者瑞恰慈从剑桥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在北大兼课，讲授“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课程，他的著作及其译本由此在北平的学院内广泛流传。他的批评理论不仅将青年学子领入现代诗学的堂奥，也为京派文人从事批评实践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