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自五四时期伴随着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及“易卜生主义”登陆新文化场域以来，便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代名词，但“娜拉”成为“主义”也导致了娜拉的意识形态化和符号化，时人往往把这一艺术形象从剧本中抽离出来，直接从思想、文化的意义上谈论娜拉，或以娜拉之名谈论女性问题，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1924)、茅盾的《从〈娜拉〉说起》(1942)、郭沫若的《〈娜拉〉的答案》(1947)等，莫不如此。更不用说1930年代遍布大小报刊的“娜拉专题”讨论，都是借助娜拉这一符号讨论中国女性的命运与道路问题，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娜拉言说。娜拉的意识形态化和符号化也掩盖了《娜拉》作为舞台表演艺术样式所具有的反抗潜能，以及娜拉表演在与时代风潮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精神嬗变。相较而言，1920年代的《娜拉》表演以“离家出走”为核心，着力塑造启蒙时期的叛逆者形象，终因时代局限，不但演出屈指可数且往往限于校园游艺会范围，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自然也颇为有限。这一情形至1930年代发生了巨变，在左翼戏剧运动、民族危机、女性解放等时代风潮的合力推动下，《娜拉》演出仅在1935年便暴增至六千余场，并由《娜拉》演出激化为“南京娜拉事件”，左翼剧人、国民党政要、学生、工人、当红明星乃至秦淮歌女都参与到了“娜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中，舞台剧演变为一幕社会大戏，1935年因此也被称为“娜拉年”①。此时期，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重心的表演不但成为先进知识阶层和进步女界反抗专制复古逆流、追求解放的一种方式，更成为左翼戏剧运动对抗白色恐怖、宣传抗日救亡的隐秘渠道。与此同时，饰演娜拉的女演员们也借助表演实现了自我跨越，把舞台延伸到生活中，亲身实践娜拉的行为，从叛逆者转变为革命者，从舞台走向抗日前线，台前与幕后相互塑造，鲜活地呈现出娜拉表演形塑现实人生的能动力量。 一、“出走后的娜拉”：麦伦中学的演出与“娜拉”左转 以1923年鲁迅在女高师发表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为标志，中国的“娜拉”问题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出走”转向了后五四时代的“走后怎样”阶段，此后的娜拉讨论和《娜拉》演出几乎都是在回应鲁迅的提问。但是一直到1930年代，“娜拉走后”的问题才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运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日渐有力、日益开阔的境地，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回家风潮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保守论调合流，不断以“新”为名(诸如“新生活运动”“新贤妻良母论”)加强对女性的限制和管控，却受到了进步女界强有力的抵抗和反击；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以及左翼革命风潮的蓬勃发展，也使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日益深刻地缠绕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娜拉”的左转。1934年6月30日，上海麦伦中学演出的三幕剧《出走后的娜拉》即可视为“娜拉”转向的风标。 《出走后的娜拉》由田汉编剧，②应云卫、洪深导演，胡萍、赵丹、朱铭仙等主演。该剧中的“娜拉”是贯穿三幕剧的线索式人物。第一幕是充满革命情怀的太太陈士玉痛恨丈夫贪图享乐、投敌做汉奸而离家出走。第二幕是回到娘家的士玉发现弟弟士锐已成长为热血青年，不但和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抗议帝国主义的游行，还准备去东北参加义勇军。不料姐弟二人的“越轨”行为让吃斋念佛、观念守旧的寡母不能容忍，竟在粥中下毒，以自己的死为丈夫尽节，以姐弟俩的死为父母“尽孝”。弟弟当场中毒身亡，士玉被赶来的医生朋友送到医院。第三幕是得到救治的士玉在医院中遇到了领导纺织厂罢工的女工领袖，并在与女工的谈话中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出路，决意与劳动妇女携手投身大众的解放。该剧基本是对现实的再现与重建，剧中每一幕情节都对应着当时的现实事件。第一幕对应的是“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不断制造暴行以及东北义勇军的日渐活跃，③深重的民族危机更引发了全社会对民族大义的思考和对汉奸的声讨。陈士玉与丈夫决裂的根本原因即是丈夫的投降言论和卖国行为，当丈夫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时，她打了丈夫一记耳光并厉声斥责：“我不致想为着穿得好吃得好老着面皮让丈夫去做汉奸。”这位“娜拉”虽然做了几年养尊处优的少奶奶，但勇气尚存，依旧是热情正义的五四青年，她当初与丈夫结合是因为丈夫的爱国，她现在的离家出走则是因为丈夫的卖国。家国大义而非个人自由成为此时娜拉的行动主线。第二幕取自秦理斋夫人携儿女服毒自杀的现实事件。《申报》馆编辑秦理斋英年早逝，其夫人龚尹霞受到公婆挟制，以不团结、不贤不孝的罪名强迫其回归夫家生活。她在难以抉择的痛苦中携三个儿女服毒自尽。舞台内外的母亲以残忍愚昧的行为再度显示了旧礼教吃人的本性，同时也回应了剧中弟弟“再来一个五四运动”的呼声。最后一幕则呼应着1934年3月3日上海美亚织绸厂女工的罢工风潮。三幕剧以出走后的“娜拉”——陈士玉的人生觉悟与选择串联起了民族危亡、礼教压迫、经济危机、劳资矛盾、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她们在这旧的社会中，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旧礼教的残杀之下，她们唯一的出路，便是和劳苦大众合流而走向争斗的前途。”④ 《出走后的娜拉》以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反帝爱国情怀以及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应邀观剧的女作家白薇高度评价第一幕剧情紧迫、简短、有力，饰演娜拉的胡萍也发挥了自身表演的优长。第二幕剧情则有趣、玲珑，悲剧的成分浓厚又紧凑，饰演弟弟的赵丹尽情发挥了表演天才，“有使人精魂震撼而血液停止的魄力”⑤。同样应邀观剧的黄养愚女士更看重该剧的现实意义，评价无论是女青年们反抗忘廉丧耻的爱人、不以小我享乐的恋爱而忘大我民族耻辱的胸怀，还是对秦理斋夫人全家自杀观念谬误的攻击，抑或是表扬美亚织绸厂女工反抗资本家压迫的勇敢精神，实在“都有鼓励，攻击和宣扬的必要与价值”⑥。除了这些应邀观剧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游艺会还吸引了更多普通观众。一位署名“丁乙”的小店员从切身感受出发，指出这次游艺会已经不再是专供老爷太太们开心的寻常游艺会，不但剧目亲切的现实感适合自己的胃口，更受到演出现场反帝爱国情绪的鼓舞。⑦这也可以视为娜拉表演已从校园师生走向社会大众的一个侧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