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以往有关现代的文学“批评史”“思潮史”“理论史”之类，大都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认定为一部“斗争史”，且往往简单地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搏斗。①在诗歌领域内，主要表现在有关“新诗”与“旧诗”的论争。②诚然，在20世纪前50年间，我国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充满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但也不能将文学上的争论都简单、僵硬地上升、归结为政治问题，也有的主要是不同的思想认识或者是方法问题，它们在矛盾、斗争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融通、取长补短的情况。我们必须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现代诗论史，其既是“新诗”与“旧诗”的冲突、论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西、古今、新旧思想的融汇史以及白话与文言的互动史。 一、白话、汉字与“新”“旧”诗 用胡适的话来说，所谓“新诗”，就是在语言上“极自由极自然”的“真正白话”的诗。③因此，所谓白话诗本来就并不是什么“新”玩意，恐怕诗歌产生时就在“哼唷，哼唷”中用的是白话，只是我们的祖先在将语音迹化成文字时，用的是既有象形又有象声，再有会意而成的方块字。这种方块字在视觉上能给人以一种色彩美、排列美，在听觉上又有一种声韵美，先人在琢磨怎样将心中的诗情画意用最美的修辞手段表现出来时，才一步一步地形成了格式化了的诗、词、曲等的文言诗歌，并成为主流。但是，白话诗始终是与讲究格律的诗、词、曲等共存并行的。 到近现代，一批学人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用一只眼，只是去看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以及国民性的阴暗、腐败的一面，而用另一只眼，只是注视着西方文化的美好、先进的一面，用他人之长较自己之短，于是觉得要救国强国，在文化上、思想上也要彻底抛弃传统，去照搬西方的一套。正是在彻底清算中华文化落后的底细时，一些学人竟刨到了中华文化之根——中华的语言与文字，认为文言、汉字乃是中国社会落后、愚昧、腐败的根源。维新之本，就是要“崇白话废文言”，乃至消灭汉字，实行拼音化。一时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竟成为一些精英们的共识。当时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认为汉字难识、难记、难写、难读，影响了童子、贫民的学习与就业，从而就影响了实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兴亡。这种思路一直到笔者1959年进入大学，听老师讲《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时，还深信走向拼音化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历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汉字没有灭，国家却正在逐步走向强盛与兴旺。经头脑冷静下来的现代学者仔细分析后，才知道学习汉字固然有难处，但学习英文之类的拼音文字何尝没有难处。比如从词汇总量来看，中国当代的《汉语大字典》共收56000字，根据近年来实际使用的情况，国家语委于1988年发表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只收了7000个。其实，只要掌握3000—4000个汉字，即可阅读大部分的中文材料。可是英语总词汇量要比汉字多得多，像《牛津词典》《韦氏词典》都要数十万，一般需要2万词汇量才能流畅阅读一般的报刊之类。造成英语词汇膨胀的原因之一是，它们是一物一词，不像汉字常用一些本是单个的词，通过灵活地组合而产生一大批新名词。例如，一个“笔”字作为基础词，可以缀以“钢”字、“毛”字、“铅”字、“蜡”字、“粉”字、“画”字等，组合成一个个新名词，非常方便，十分易懂，而英语是一物一词，必须对每一事物另造一个词，凭空增加了许多新词汇。而英语在产生新词时，又往往纷乱无序，无迹可寻，例如“山羊”一词，汉语就是在一个“山”字后，再加个“羊”字，简单明白，而英语的“山”是“mountain”，“羊”字是“sheep”，结果“山羊”却是“goat”，与“山”与“羊”都无关系，属于凭空增加了一个陌生的词汇。再如一星期七天，用汉语，只要记着一个“星期”，依次加上几个数字即成。而英语，一星期七天，用的是七个毫不相干的词汇，显得一无体统，明显要增加许多记忆量。这样，现在的英语世界，每年不断地在增加一万余个新词，诸如“元宇宙”“区块链”“脑机接口”等，给工程师们训练AI造成很大的困难。有先生举这样一个例子：试图了解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发明的“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y)，由于这个词和当代的纺织术语的关联性几乎为零，美国的AI死活都搞不懂这个词到底是什么，而中文不一样，一个“纺”字贯穿古今，中国工程师用“纺”字就能一键唤醒所有中国历代关于纺织的记忆。想不到在如今的AI时代，汉语的优越性竟能明显地超越英语。科技发展到现在，是20世纪初的精英们始料不及的。这不能责怪他们。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对待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应该抱着敬畏之心，用辩证的眼光看到祖宗留给我们的毕竟不都是糟粕，一个能维系几千年文脉的社会，难道它的文化会是一片漆黑吗?中华传统文明自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像汉字，固然也有它的局限之处，但它同时也自有其优长之处。据统计，目前联合国文件的中文版通常比英文版更简洁，相同内容的字符数约为英文的60％。而用文字来写诗，讲究情景交融、形象生动、形式优美、朗朗上口时，用兼有象形会意，而又便于排列的方块字，难道没有一点优越性吗? 当然，主张取消汉字与提倡白话诗毕竟不是一回事，但必须明白，这两者至少在一部分人心中是密切联系的，他们看到一时难以取消汉字，就将提倡白话作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过渡形式，如钱玄同就直接说“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灭”，要有一个“过渡之短时期”。④首创白话诗的胡适即跟着说：“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⑤当然，一时响应写白话文，作白话诗的人是相当复杂的，并不都将目标指向消灭汉字，另有的只是被一时流行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鼓动，只是追求个人自由，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诗歌的格律就自然地被视为束缚个性的枷锁。但也有一些诗人、作家，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确是抱着文学创作更好地为平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而“我愿为东亚革命而歌者”。⑥但实际上从“五四”前后到当下，一些研究论著大都只是从语言形式上着眼，据是否用白话来将诗歌分成“新诗”与“旧诗”，将诗人分成“新派”与“旧派”，有的更以此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这些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 二、“新”“旧”诗论的融通与互动 在诗歌领域内，“新”“旧”两派的区分与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用白话与文言、格律的区别，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中与西的矛盾。因为在胡适等人看来，当时西方流行的诗歌都是“白话”的，而我们用文言、讲格律的诗难读、难懂、难写，显然不合西方的路数。在当时普遍视西方一切为新进、中国传统为落后的潮流中，人们趁势给两种诗歌套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⑦而且进一步将不同文体的整个文学创作与文人也分成了“新派”与“旧派”，并视之为两个势不两立的矛盾对立体了。 诚然，白话诗与文言诗、格律诗存在着不同的一面，但它们毕竟始终共处在中国的大地上，无法摆脱现实与传统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也始终存在着相互融通、共济的一面。 或许是一些爱好“旧诗”的文人处在被“革命”的被动地位，所以呼吁保存“旧诗”的形式，希望“新”“旧”共济的话说得较多、且较直接些。比如，在1919年，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张丹斧，就在他作为主笔的“小报之王”《晶报》上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新诗都做得不好”。⑧在胡适看来，他“成见太深”“骂人狠利害”“有冤枉新诗的地方，和过誉旧诗的地方”；⑨但张氏也赞扬“胡君适之提倡诗界大解放，他不吝把金针度人，和盘将制造新诗的法子教给人”，且张丹斧自己也带头“大着胆儿试尝新诗”，⑩并调动了张枕绿、范君博等一些“旧派”朋友在《晶报》上纷纷发表“新体诗”，明显抱着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到1921年10月，由学生编辑的《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的一期“诗学研究号一”出版，由于这一号登载的所有文字全都是有关“旧诗”的，于是就遭到了一批新文学家的痛骂，污之为“骸骨之迷恋”。(11)诗号的编者薛鸿猷即起而反骂对方是“一条疯狗”，(12)双方的冲突十分尖锐，似是势不两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薛鸿猷在文章中又说他们的稿源中本来也有“甚多”的“语体诗”，准备另发专刊以讨论，本无完全排斥新诗的意思。且他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