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向与文学会议史研究的意义 现在看来，肇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可谓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学科化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其意义绝非限于产出了一批形态多元、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现象及发展逻辑等新的认知。时至今日，这种认知在整体上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学术自觉，并在不经意间促成了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特有状态。一方面，重写文学史所展示的个人经验及其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大幅度消解了史学家对文学史大而全、系统性等品格的追逐心理，原本那种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为纬的大部头文学通史遭遇祛魅，仍然有心在该文学史范式中再作突破的文学史写作已较为鲜见。另一方面，重新历史化的学术实践呈现了不少有别于以往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文学事实，这又令史学家对一度被视为文学史灵魂的共识性结论变得警惕起来。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新世纪文学都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关于其公共知识的生产至今仍付之阙如，基本的知识体系依然没有被明确地搭建起来。这与20世纪下半叶每逢十年大抵要来一次著史(续史)风潮的情形业已大相径庭。此种状况不免让人联想，持续了几十年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否已趋于式微，在“大闹一场”之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是否需要停歇一段时间，这是为了回顾，也为了更有效地继续前行。 然而事实似乎却并非如此。放眼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学术会议依然热度不减，相关学术专栏也此起彼伏，加之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王尧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杰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等的冲击，人们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其实一直“在路上”，只是应该更加谨慎，更讲求实效；既然高蹈的“大历史”(History)的论述难免自设陷阱，那么还不如专注于历史的某个侧面，去呈述有着个人持续耕耘与丰厚的材料支撑的“小历史”(his story)，既为世人观察文学史提供一个文本、一种视角，也为历史经由“碎片”而生成“整体”贡献一份个体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这种点状、个人化的探索非但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后继乏力或泛滥无序的征兆，而恰恰是其走向理性与成熟的标志，因为在很多时候，它们似乎更逼近历史的现场，更贴近历史的客体。 基于这样一种文学史写作的理念与语境，研究并编撰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就有了独特的实践价值。 首先，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当代文坛的一种特有制度，研究文学会议史能够有效回应当代文学的“中国特色”。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根本特性就在于它的组织性。从文学机构的设置到创作实践的规划，从文艺观念的倡导到文学创作、批评等的开展，当代文学往往被置于相关政府部门、文艺团体以及研究机构的组织之下，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体。这种组织性的强度虽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差别，但作为一种制度或宏观的指导精神，则始终贯穿其中。文学会议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会议的一种衍生与发展，既是当代文学组织化运作的实施载体，也是保障其组织性存在的重要方式。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发动与塑造是多方位的，且往往触其根本，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与转换，文艺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创作队伍的组织与建设，文坛热点的争论与引领，文学史叙述的酝酿与生成等，它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有时直观具体，有时则潜移默化。由此观之，文学会议并非一个个仅供叙述的文坛事件，而是内置丰富逻辑的体制性场域，留存着党和国家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繁荣文艺、发展社会、振兴民族的诸多诉求，以及殚精竭虑为之探索的行动轨迹，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就是直面当代中国文学的这部分重要存在，是呈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制度性这一本相的积极尝试。 其次，各类形式有别、规模不等的文学会议不仅贯穿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而且还构成当代文学具体展开的一种独特方式，此种胶着共生的状态，预示着文学会议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具有一种独特的阐释功能，研究文学会议史由此也将为我们观察与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一种新视角。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倡导“新的人民的文艺”，到2014年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与流变，通常伴有各类文学会议的参与和作用。文学会议不仅催生了当代文坛的一道道风景线，引领了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与基本生态，而且还携带着文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民生等互动的丰富信息，体现文学变革的内在诉求与外部动机，是当代中国文学嬗变具体而鲜活的注脚。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会议可以被视为阐释当代文学诸多思潮与现象的一个逻辑基点，是我们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个元话语，而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也堪称一部独特而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众所周知，当代文坛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场，而是一种跨界的、“超文本”的复合体，除了审美观照，也需要引入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加以分析。文学会议作为左右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只“隐形之手”，联结着文学的表象与内里、形态与机制、文本与历史，它是我们步入当代中国文学历史长河极好的拐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