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拜读《当代作家评论》几期“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专栏文章，吸引我的是专栏的从容、开放。张清华教授及其他作者将相关重要话题娓娓道来，从作品到理论，“本土—世界”的复杂因素都被接纳到他们的笔下。 我原本赞同唐弢“近30年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2006年，我出版国家精品课程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在《后记》中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一直倾向于把近30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来把握，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出发对刚刚发生的文学历史进行‘同代人’的跟踪、考察；而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则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当然，这两者也不必截然分开，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本来就有密切联系。”①2014年的拙著《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特意将书名中的“史”加了括号，封底则有说明文字：“本书在台湾与祖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及其他地区华文文学互为参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视野中，将台湾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分成三个时期予以文学史的梳理，对近30年文学则予以文学批评的观照，从而完成台湾百余年文学一种新的个人性的叙述，呈现百年台湾文学多源并存、多重流动的历史风貌和艺术成就。”② 进一步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出于对“文学史的核心是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的看重，但又非本能地由此将近30年文学与文学史隔离开。1993年至1996年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佛克马和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相继在北京大学讲学。前者特别谈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1978年政治路线发生转变”，对“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影响③；后者则将“经典形成”置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的“整体化文学理论”中考察④。这些观点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文学经典化”意识，进而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数千年中国文学历史中，展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筛选。这里有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熟的自觉意识，也有对文学史“越写越厚”的焦虑。而那时，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开始面临这一问题。 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并非具体作家作品的盖棺论定，而是流动的经典性作品的筛选和累积，且这种流动不仅是传承，更是创新。当整体的文学语境发生变化，新的因素会得以传承、延续，原有似乎中断的潜流又浮出历史地表。那么，作为在场者起码可以展开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当代经典性的诠释。1998年，王德威在尔雅出版社的《年度小说选》基础上，编成《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说选”三十年精编》两册，就是从小说的年度选本去考察作品的价值尺度。而1990年代中期，海外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坛就提出了“经典非永世不变”，作品“有资格成为经典文学”“必须经文学批评者的诠释”⑤。这些都指向了当代文学经典性的筛选和累积，也提醒我们，如何将新世纪文学呈现于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近30年文学不宜写史”的观念是在文学史撰写实践中被突破的。文学史自身在表明，它不只是经典名作、文学大家的认定，更是对那些在历史现场不时闪现的特定时刻、关键事件、思想潜流等包含的文学性的敏锐捕捉、挖掘和把握。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述”始于17世纪中叶，止于2019年，跨越晚明、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该书是在文学史视野中展开的新世纪文学。择其要有，2002年，杭州重建的雷峰塔开放引出的白蛇故事的持续演绎、传播；2004年，姜戎《狼图腾》出版、译介在内的自然写作；2004年，新加坡作家谢裕民在晚清域外游记《南洋述遇》基础上，完成小说《安汶假期》所包含的“原乡情结”；2006年，贾樟柯《三峡好人》折射出的“故里写实主义”，提醒人们“该如何在这个不适宜居住的世界重建他们的家园”；2006年，网络爆发的诗歌“梨花体”大争论，让人反思百年白话诗的出路，网络也让诗歌界有了大众的声音；2008年，马来西亚作家李永平的长篇巨著《大河尽头》问世；在此前后，张贵兴、黄锦树已提供了一种双重边缘中的离散文学；2009年，84岁的齐邦媛完成《巨流河》，这部生命之书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对“长篇小说尊严”的捍卫引发当代文学界的关注；2013年1月，香港作家梁秉钧去世，他对战后华语文学作出的贡献远未得到文学史的充分关注和肯定；2013年5月，回族、蒙古族、彝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诗人在成都举办诗歌朗诵会，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传播；2019年，网络作家猫腻向路遥《平凡的世界》致敬的网络小说《庆余年》，在腾讯、爱奇艺首播，文学在文字与影像、现实主义与虚拟悬想、网络文学公司与作家协会之间，不断得以重绘。 上述这些时刻、事件、作家作品，呼应着文学前行的跋涉，预示出文学发展的趋势，分别对应了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交错互动”、“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四个主题⑥。而由此完成的文学史叙述，就是富有启迪的认定和捕捉，近30年文学也就可以在此意义上进入文学史。 二 21世纪过去了将近25年，与1990年代的文学相比，其大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中国与海外”汉语文学格局的形成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华语文学的关注，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后北美新华侨华人⑦作家打出了“新移民文学”的旗号。而与此同时，有着百年历史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其新生代⑧作家开始质疑长期主导东南亚华文文坛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相当前卫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探求。其创作轨迹、身份认同、传播接受、传统影响、历史流变等，都归属于“落地生根”的居住国华裔文学，无法收编到“新南方写作”一类立足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学变革。而他们的杰出代表，如黄锦树、黎紫书、龚万辉等人的作品进入中国后，赢得良好的口碑，被评论界看作“大家之作”；读者也广泛认为其足以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媲美，而其国别、地缘、历史、社会等自身特色和书写优势，又是中国文学难以替代的。因为，马华文学原先在南洋多族群题材上颇有多元探索，新生代作家又自觉走出“雨林与马共”等创作传统，作品不依赖于“南洋特色”，而出发于“混杂”的“乡土”，致力于超越族群、民族、国家的文学性表达、艺术性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