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份“核心期刊”，因为高擎“民主”与“科学”这两面鲜明的旗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诸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至今整整一百一十年。1926年7月25日终刊，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其间明显分为四个时期： 一，上海初创时期。陈独秀主编，作者大多是皖籍人士和陈独秀的友人。因发行寥落，于1917年8月出完第三卷后停刊。二，北京复刊时期。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月15日复刊，从第四卷第一号改为同人刊物，原投稿章程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①这一重大决定，直到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才对外宣布，轮流值编者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同人还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沈尹默患眼疾，值编时常请钱玄同、刘半农代编。周氏兄弟一直处于“客师”的地位。这一时期，是《新青年》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多的时期。三，过渡时期。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北洋政府拘禁了九十八天。之后，陈独秀被迫离京赴沪，《新青年》七、八、九三卷分别于上海、广州出版，仍由陈独秀主编。因为陈独秀政治理念逐渐变化，《新青年》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由此引发了原《新青年》同人之间的深刻分歧。1920年3月，新青年阵营已经分化。主编陈独秀成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变成了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震瀛)等。四，党刊时期。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复刊，瞿秋白主编，内容为“共产国际号”，宣布《新青年》由“中国革命思想的先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罗针”②。季刊第二集仅刊登曹靖华译契珂夫的剧本《狗熊》，此后文艺作品绝迹。主要作者为彭述之、郑超麟、蒋光赤、任卓宣、任弼时等。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作为不定期刊物出版了五期，出版过“列宁号”“世界革命号”，1926年7月25日终刊。目前文艺界对于《新青年》的研究侧重于前九卷。这并不包含厚此薄彼、有意切割的动机，只是因为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有所不同。韩愈在《师说》中讲过：“术业有专攻”。这一点不难理解。 谈到研究，应该说，以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标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至今长达九十年了。有学者统计，“截至2011年，以《新青年》为研究对象的书籍有20种，其中文选类8种，文学思想类10种，出版类1种，通史类的只有《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③。笔者正在病中，身居斗室，不会电脑，无法查阅这海量的先行成果。但案头有一套上海书店出版的《新青年》影印本，从创刊号至1926年7月25日出版的不定期第五号，只能通过细读文本，梳理有关资料，间或发表一些即兴式的读后感。不揣浅漏，求教于大方之家。 二、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文学革命”四字，最早应出现在胡适《沁园春·誓诗》当中：“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时为1916年4月。当年胡适雄心勃勃：“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④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刍议”，就是不成熟的意见。胡适跟留美友人讨论同一问题时壮怀激烈，但在国内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时使用的是谦词。长期以来，我印象中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偏重于文学形式的改革，有忽视文学思想内容的弊端，跟同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相比，有实质性的差别。 重读后的感想是：胡适撰写“刍议”，是提倡用活的语言来创作中国的新文学。这是辛亥革命这类政治革命所未做到的事情。胡适所提出的“八不主义”，其实都顾及到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一曰须言之有物”。“物”即情感与思想。“二曰不摹仿古人”，即文学要反映“今日社会之情状”，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三曰须讲求文法”。不讲文法，即为“不通”，无法表情达意。“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反对悲观暮气。只有奋发有为，才能“服劳报国”。“五曰务去烂调套语”，是要求表现亲见亲闻亲历之事物”。“六曰不用典”，这条争议最大。胡适明确表示，他并非反对“广义之典”，而只是反对采用拙劣的与内容不切和的“故事陈言”，以解脱自己不能表达的窘境。胡适的新诗《赠朱经农》以洋典故“‘辟克匿克’来江边”入诗，钱玄同先加以反对；后来想到“辟克匿克”指携带食物出游，边吃边玩，符合他跟朱经农在美国旅游时的特定情境，又表示赞同。“七曰不讲对仗”。胡适强调，他不是一概反对骈文律诗，只是反对言之无物、以词害意。“八曰不避俗语俗字”，是为了使白话文学为文学的正宗。这一目标，现在业已达到。有人认为这“八不主义”当中，除“不用典”和“不讲对仗”之外，其它“皆为古人或前人多所言及”。其余就连“不用典”也不是胡适的独创。美国印象主义六条戒律中，就包含了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窃以为即便如此，胡适在中国当年的历史情境中系统提出，作为一种反对旧文学的主张，仍不失其进步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此文当时产生的巨大时代影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声援《文字改良刍议》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没有陈独秀在舆论界的声望和《新青年》的影响力，胡适的上述主张不可能迅速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不过，陈独秀文章中的“革命”二字，“为革故更新之义”，跟胡适的主张在大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有两点：一，陈独秀以欧洲的历史为例，阐明了政治革命跟文学革命相互促进的关系。二，陈独秀的态度，比胡适更为断制：“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所谓“十八妖魔”，指代表旧文学的“桐城派”和明代的“前七子”和“旧七子”。“四十二生大炮”指德制克虏伯火炮，口径四十二厘米，是当时杀伤力极强的武器。陈独秀之所以称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是因为他对世界潮流及文学发展动向有深刻理解。早在1903年，陈独秀就指导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惨世界》(通译为《悲惨世界》)。1904年主办了《安徽俗话报》。1915年，又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所以，虽然陈独秀当时跟远在美国的胡适尚未谋面，但因志同道合而称胡适为“吾友”。单纯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陈独秀用“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概括传统文学不无可榷商之处，但在当时，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支持，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研究范畴而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不能因此苛责于前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