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文人日记中，古代小说往往被当作一件特定的“礼物”(或者称之为“艺术品”)，用于彼时知识群体之间的赠书、交游、雅集等私交性日常活动。在这个环节中，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逐渐成为彼时知识群体以民间非商业性流通为主要诉求、以赠阅、传抄为表现形式的“书籍之交”的重要凭借[1]，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接触烙印或传播标记。近年来随着书籍史与阅读史的兴盛，学界通过日记等文献对近代江南书籍社会的情况已有初步勾勒[2]。虽然已有学者注意到近代文人日记所载古代小说的资料与价值①，但罕有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角度分析古代小说如何构成了近代知识群体的“书籍之交”，亦较少涉及近代知识群体在雅集调笑等日常中品阅小说的典型细节。兹以海宁诸生管庭芬(1797-1880)、“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1811-1872)、娄县诸生杨葆光(1830-1912)、阳湖藏书家赵烈文(1832-1893)、“湘楚大儒”王闿运(1833-1916)、常熟诸生庄宝澍(1847-1901)、钱塘孙宝瑄(1874-1924)等人的日记为中心，尝试探讨近代知识群体借助古代小说展开“书籍之交”的情形。 一、古代小说的“书籍之交”：以《管庭芬日记》为中心 从书籍流通的动态环节看，古代小说以何面貌出现于近代知识群体的“书籍之交”中?展示了彼时知识群体怎样的书籍收藏与交游雅趣的细节?这对近代知识群体的日常阅读活动带来了何种变动?此类情况在《管庭芬日记》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载录。 在《管庭芬日记》中，随处可见《红楼梦》《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小说在管庭芬日常藏书及其朋友圈流通的情况。对小说的购买、摘录、评价、转手及赠送，是作为藏书家管庭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亦扮演着管庭芬与友朋之间应与请等人际交往的渠道之用。例如，有关《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的记载如下：道光四年三月初三日言“梦岩来假《聊斋志异》十六册去”[3]246；道光四年三月二十日言“余假梦岩《祝氏宗谱》二十册、省三耿维祜《石门县志》十二册、纪晓岚《姑妄听之》二册”[3]249-250；道光四年三月廿二日言“余先归省三《姑妄听之》二册”[3]250；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言“晚之省三处，并假其《姑妄听之》二册归”[3]279；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言“归省三《姑妄听之》”[3]279。据此，管庭芬曾先行收藏《姑妄听之》一书，而后借给祝梦岩；管庭芬又从马省三处借阅了两册本的《姑妄听之》，后予以归还。虽然此处无法判断管庭芬的借书意图，但祝梦岩系海宁诸生，马省三亦系诸生并曾于海宁做塾师，两人皆是管庭芬的朋友。这说明《姑妄听之》已进入晚清海宁下层文人圈中，成为世人所热衷的日常读物。从这个角度讲，日记所载各类小说的书账，恰恰表明通俗小说与“四部”的其他作品一样，成为人际交往的媒介，也展现了彼时文人圈的交游活动。如关于施耐庵《水浒传》的书籍交流，《管庭芬日记》曾载：道光二年十月下元日言“假王树三兄袁简斋《子不语》十册、《岳武穆精忠传》八册、艾衲子《豆棚闲话》二册、施耐庵《水浒传》十二册”[3]193；道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言“归王树三兄《子不语》十四册、《精忠传》八册、《水浒传》十二册”[3]196。可见，管庭芬曾从王树三借出并归还了《水浒传》。另据日记所载，管庭芬与王树三两人多次携手出游，曾到“酆墅庙，吊虞琢轩除灵”[3]224，相邀“赴汤饼会于经锄堂，之一鼓尽方散”[3]234，可见两人友情颇深。而道光十五年五月初三日言“晴雨仍无定。偶阅《水浒传》小说，戏书卷首曰：‘百八魔君下界，居然草泽君臣。若使群雄治世，不教渊圣蒙尘’”[3]805。看来，管庭芬在归还王树三之后，自身又收藏了《水浒传》相关版本。从管庭芬对《水浒传》小说的“偶阅”情况看，其对小说的阅读是在“晴雨仍无定”环境中的消遣之举。所言“戏书卷首”云云，有一种对于小说的揶揄之意。 从《管庭芬日记》的载录看，管庭芬往往在多次借还中才会阅读相关小说，多以消遣解闷为主。这表明相关小说的人际圈流通推动了该小说的阅读环节。此举在《聊斋志异》《红楼梦》的流布中尤为明显。例如，关于《聊斋志异》的日记有：道光三年七月十六日，“是日毕三桥归予《池北偶谈》五册，小筠侄归予《聊斋志异》十六册”[3]219；道光四年三月初三日，“梦岩来假《聊斋志异》十六册去”[3]246。道光四年六月初四日言“小酌于近仁堂。梦岩归予《聊斋志异》、《闲情偶寄》、《姓氏笺释》三书”[3]258；道光七年九月初八日，“晨梦岩过谈，愚全先生托杏园假《聊斋志异》去”[3]440。可见，《聊斋志异》的借阅者有小筠、祝梦岩、张愚全、郭杏园等人，皆为管庭芬的亲友。在这段时间中，管庭芬当已读过《聊斋志异》。因为咸丰十年六月十九日言“燠不可耐，夜有月。是日录蒲松龄《聊斋志异拾遗》一卷毕。[，十五叶。]案此卷与前书不类，疑赝鼎也，然长白荣氏已刊入《得月簃丛书》矣”[3]1657。所谓“此卷与前书不类”，即证。这亦表明管庭芬对小说的阅读包含抄录的方式。另据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所载“是时录沈起凤《续谐铎》一卷以遣闷垒”[3]1656，再次表明管庭芬在“燠不可耐”等情况下的小说阅读，是为了“遣闷垒”。 尤可议者，《红楼梦》的书籍交流不仅再现了管庭芬与友朋展开“书籍之交”的细节，亦再现了小说之于近代知识群体心态流露与精神投射的影响力。 首先，管庭芬曾购买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从友人处获赠多种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据载，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言“是日沈书估来，购《红楼梦》二十册”[3]53，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言“书估来，购《红楼梦》二十四册”[3]102，道光四年八月初一日言“是日蕉窗寄《红楼梦》二十四册并一札来”[3]267，道光五年二月初七日言“余于禾中九思堂经籍铺寄买《山海经广注》四册、《红楼梦》二十四册，始于客航寄到”[3]288。以上是管庭芬购买与受赠《红楼梦》的情况。同时，其亦受赠了《红楼圆梦》《后红楼梦》等小说。如道光四年八月二十日言“晚之王楚兄处，蒙以《后红楼梦》二册见惠”[3]269。此受赠的发生过程集中于管庭芬到友朋处或友朋过访的“被动”接受中。此类交流过程的主体皆是作为读者的管庭芬及其朋友圈，且小说作为一种礼物存在。嘉庆二十三年的日记载：“是岁守朱太孺人制，闭户不贺节。元宵日樵芸过访，并携近刻《红楼圆梦》见赠，云吾乡俞莲石副车所著，词意浅鄙，已入稗官家最下乘，惟中所载《新年杂事诗》八首尚足解颐。”[3]69《红楼圆梦》作为元宵访客之礼物，其版本往往是“近刻”，而不是“旧藏”。这说明“近刻”的小说版本，被认为具有收藏潜质的增值特征，亦带有促进人际关系的雅趣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