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之“赵氏孤儿”①戏曲文本，指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戏曲作品，或以“赵氏孤儿”故事为核心生成的各类文本。围绕“赵氏孤儿”故事形成的戏曲文本，历代不乏名目，常有数种文本并存。至清代，则主要以《八义图》和《搜孤救孤》为代表。其时，亦有“盗孤”“救孤”等名目的剧本流传，然其情节内容多为《八义图》和《搜孤救孤》的节选或改编，故本文聚焦于后二者进行讨论。二者之中，又以《搜孤救孤》影响尤著。据戏曲演出史料，清代中后期舞台上出现的基本是“搜孤救孤”的文本②。 此外，孙羽津指出：“从京剧剧目自身流变来看，《八义图》中各个角色的戏份较为平均，能够充分展现义士们在不同境遇下舍生取义的抉择与抗争。自谭鑫培以降，程婴逐渐成为该剧主角，即便像公孙杵臼这样戏份很重的角色，也改由硬里子老生充任。从余叔岩到孟小冬、杨宝森的演剧时代，由《八义图》‘定计’‘舍子’‘大堂’‘法场’四场构成的简本《搜孤救孤》，最终取代了全部《八义图》，从而成为京剧舞台上演绎赵孤故事的经典版本。”[1]P182此论虽以京剧为对象，但京剧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剧种，其流变趋势具有代表性。因此，该文所论及的《八义图》与《搜孤救孤》，可视作对整个清代“赵氏孤儿”曲本的基本文本。相较于元杂剧《赵氏孤儿》、明代传奇《八义记》和南戏《赵氏孤儿记》等前代作品，清代的《八义图》与《搜孤救孤》在主题表现上发生了重大转向。本文拟从情节内容与人物角色入手，深入剖析此种主题流变，并结合“赵氏孤儿”故事自身的演进逻辑及时代文化思潮，探究其生成背景。 一、《八义图》名“八义”而实重“结义” 以《八义图》为名的“赵氏孤儿”题材戏曲文本，目前学界所见的主要版本，是收入黄进兴等主编的台北《俗文学丛刊》中的“生角剧本”《八义图》。该文本作为清代“赵氏孤儿”故事的重要代表，与元明时期的同题材作品在主题旨归上已呈现出显著差异。明代徐元所作的传奇《八义记》，其情节始于元宵观灯，完整铺叙了晋国朝政废弛、赵屠二家矛盾激化，直至赵氏孤儿最终报仇雪恨的全过程。《八义记》与元杂剧《赵氏孤儿》相较，其情节结构最大的差异，在于对周坚、翳桑、鉏麑、张维、灵辄、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八位义士的义举，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铺陈。尽管这些义举的展开最终仍服务于救助孤儿这一主线，但剧本在笔墨分配上对“八义”群像的倾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孤儿”作为戏剧中心人物的绝对地位，使其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八义记”。然而，至清代《八义图》，剧名虽仍保留“八义”之名，但原作中的八位义士大多已退居次要位置，部分人物甚至完全不见于剧中，其核心人物基本集中于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相应地，故事情节也从元明时期剧本所侧重的晋国朝纲不振、赵屠矛盾缘起、存孤与复仇等宏大叙事，转而聚焦于屠岸贾费尽心机搜寻孤儿，与程婴、公孙杵臼精心谋划救护孤儿的戏剧冲突之上。“搜孤”与“救孤”上升为全剧的中心事件与核心情节。此种情节、人物与主题的嬗变，于文本层面具体表现为三个突出特征： 其一，主题的呈现功能由弘扬家国大义与彰显集体正义，转向对个体道德意志的深度开掘。 元杂剧《赵氏孤儿》虽以赵、屠两家的家族仇杀为表层叙事，但其深层意蕴则始终导向对忠诚正直、为国尽瘁等价值的肯认，家国命运的兴衰构成了贯穿全剧的核心母题。程婴等人感人至深的忠义之举为观者认可，但若将其行为仅仅解读为对旧主的私人忠诚，则会窄化其精神内涵。事实上，剧中人物的忠义之所以具备了超乎寻常的历史厚重感与伦理价值，正在于其与国家利益的紧密勾连。《赵氏孤儿》中的赵、屠之争，其核心冲突便在于一方力劝晋主内省恤民，另一方则怂恿其荒淫暴政，这正是关乎国运民瘼的政治路线之争。由此，剧中“忠于赵氏”的行为便升华为“忠于晋国”的政治实践，这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大忠”，与“愚忠”或“小忠”形成了本质区别。明代传奇《八义记》与南戏《赵氏孤儿记》中的“八义”，其行为的正义性即根植于此。然而，至清代《八义图》，尽管忠赵锄奸的基本道德立场未变，但剧本的叙事重心不再是对忠诚观念进行反复申说与道德劝谕，而是转向对个体在伦理困境中的内心世界进行精微刻画，着力呈现其人性光辉与情感挣扎。换言之，剧作致力于将主要人物塑造为丰满、复杂的生命个体，向观众展示根植于普通人性深处的道德力量与情感温度。至此，文本主题完成了从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向个体伦理与心理幽微的深度探究这一重要转向，实现了创作视域从社会、国家向个体、情感的聚焦。这一主题流变，则必然有赖于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层面的相应调整。 其二，情节重心由赵盾、赵朔及八位义士与屠岸贾之间的朝堂政治博弈，转变为程婴、程妻、公孙杵臼围绕“搜孤”与“换孤”同屠岸贾展开的智谋较量。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及明传奇《八义记》、南戏《赵氏孤儿记》中，救护孤儿赵武诚然是贯穿始终的戏剧目的，但屠岸贾搜查并企图杀害孤儿的行动，并非文本中占据最大篇幅或唯一的核心情节③。事实上，在元明两代的剧作中，赵盾、赵朔与屠岸贾在朝堂之上的反复交锋，以及韩厥、公孙杵臼等义士为保卫赵氏一门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的确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诸如“闹朝”“扑犬”等经典折子戏的析出与广泛流行，恰恰印证了这些体现忠奸激烈对峙的场面曾是吸引观众的焦点所在。然而，在清代《八义图》中，屠岸贾派遣韩厥搜查后宫、程婴冒险携带孤儿出宫、程婴与公孙杵臼共谋换孤之计、程妻起初拒绝献出亲子但在公孙杵臼的说服下忍痛牺牲骨肉等一系列情节，成为最能牵动人心、最具情感冲击力的华彩篇章。《八义图》将戏曲重心从朝堂政治转向家庭伦理，从集体义举转向个体牺牲，这种主题变化反映了清代戏曲对明代“八义”叙事模式的突破。《赵氏孤儿记》第三十折写程妻献出亲生幼子，在程妻听丈夫说“三日限无消息，那厮来日必害一国儿女，只得拼身亲抱我儿惊哥出去，言是我是亲赵氏孤儿，那奸雄必然杀取，把孤儿寄在太平庄里”[2]320时，她答道：“听言语交人垂泪，数个月日怀耽多少劳役才养育，谁知撞着奸雄谋计。伤悲，害孩儿未必伊父和儿一齐倾弃，我一身在此靠着倚谁?”[2]320面对献出亲子的决定，程妻固然也有煎熬，但她首先想到的只是自己十月怀胎的不易以及身后无人可以依靠，很少看出一位慈爱母亲对亲生儿子的无限深情以及对无辜幼儿的怜悯，当然就不会引起读者观众的同情。程婴再说：“都缘是不得已，我无门可谢恩人恩义，至死全生须救此月一国儿女，伊须归娘家去事人也由你归娘家中去守志也由你，只要你休漏泄了此儿消息。”[2]320-321程妻则回道：“奴不比街头女，又道一夜夫妻百年恩义，子父俱亡，只愁你家绝嗣无子。”[2]321这里仍然关心自己和程婴绝了子嗣，晚年无所依靠，没有从亲生的幼子角度考虑。然而，在收入《俗文学丛刊》第二册的《八义图》中，当程婴向妻子说明以子换孤的计划时，妻子立刻表示拒绝：“你我夫妻所生一子，岂肯替死孤儿，那是万万不能的”“你今有了五十岁，妾身也有四十春，夫妻所生一个子，怎肯舍子救他人”“赵家犯罪赵家受，为何连累小姣生”“你要跪来你就跪，要我舍子万不能”“有道是虎狼不吃子，你比虎狼狠十分”[3]159。甚至面对与丈夫恩同兄弟的公孙杵臼的劝说，她依然表现得十分决绝：“公孙兄说话理虽顺，我夫妇吵得乱纷纷。爱子难救他人命，要我舍子万不能。”“谁能舍子救他人?”“你要尽忠奴不行。”[3]160作为一个正常母亲所表现出的愤怒，让人感到真切可敬——如果程妻瞬间就痛快接受甚至赞赏丈夫的决定，那反而会让人觉得虚伪和可恨。这一段描写的文字虽然不是很多，但它所达到的阅读效果却是全本的精华。生死诀别和母子分离这种人世最基本的情感煎熬，让这出戏的感人力量瞬间达到了顶点，从而使情节发展到达高潮。戏曲的高潮应该有事件和情感两个方面，《八义图》中程妻拒绝献子一段不是事件本身的高潮，但从情感方面毫无疑问就是高潮。接下来，公孙杵臼竟然毫不犹豫地向程妻下跪，恳求程妻答应丈夫程婴的决定。而程妻看到公孙杵臼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向自己下跪，又联想到公孙杵臼平日里与自己丈夫兄弟相处的情景，就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公孙杵臼的请求。前面的深情与此时的绝情，都是自然打动读者观众的最核心因素。有了这样的核心要素，全剧的其他情节行为都是十分合理应该的了。如果说《赵氏孤儿》《八义记》等是希望通过孤儿身上所连带的家国命运，而让人觉得孤儿必救，那么《八义图》则是通过人情的感染和人性的催发，让人觉得如果孤儿不救就有悖人情常理、有负于程婴一家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大义体现为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