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时事一词在古代也十分常见，其初义为应时所当为之事①；在秦汉典籍中，多指彼时之事，如《史记》“表六国时事”②。汉魏晋时，表示“最近时政”的时事始常见于载记，魏晋士人多“长于时事”③，于清谈中“谈论时事，臧否人物”④。唐宋以降，“习”“论”“叹”时事者，更是常见于典籍和叙事中，词例不下数十个(如不恤时事、时事多艰、时事孔棘、时事可痛哭者、惊看时事纷如此等等)。 在古代史和古代文学研究中，“时事”和“时事书写”都不是常用概念。文史研究者偶尔使用“时事诗”以研究个别诗人的创作，惟明末与晚清的时事剧和时事小说是较热门的议题。这一研究现状未能反映出古人对于时事的普遍关注以及相关文艺创作丰富的实际，尤其是对民间通俗文艺注意不够⑤。其实，通俗文艺与时事早在先秦就已发生紧密关联。天子听政，“询风采谣”是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民间也通过富于纪实性和批判性的诗歌创作，积极、及时地表达对于时事的意见。由于古代史书较少关注民间社会，历来通俗文艺反映时事，主要以政治性“谣谚”的形式，著录于传记和五行等志中，较为分散零落。唐中期以后，诗人往往以国事入咏，大历后传奇小说盛极一时，跟诗歌一样，多写时事。在当时激烈的党争中，“小说”被用作政治攻讦之具，除了《周秦行纪》，还有《真珠叙录》《曹马传》，以及“杂事性”的《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等。这一时期“在志怪传奇书中杂入大量其它遗事琐谈并形成一种风气”⑥，多记朝野轶闻，亦颇及时事。 文艺作品关注和反映时事的传统在宋以后衰落，鲁迅在比较唐、宋传奇时说：“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⑦到元代，出现了直接反映时事的剧作。元初时，温州江心寺僧祖杰，因奸害死俞氏满门，官府受其赂，事久不得白。“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⑧。周贻白在讨论宋元南戏选材时引证此事，说：“中国戏剧近年偶亦有就时事取材者，想不到南戏流传到元代，竟有如是发展，这却是元代杂剧所没有的事。”⑨那么，元杂剧继南戏之后兴盛，有没有从时事取材的作品呢?元人夏庭芝《青楼集》记京师名妓樊事真，因违背与周生的誓言，抽金篦刺目，“好事者编为杂剧，曰《樊事真金篦刺目》，行于世”⑩。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时事剧。樊、周二人的才子佳人故事，是哄传一时的社会新闻，根据祖杰案改编的戏文是时事剧，而取材闾里新闻的《金篦刺目》，戏关世情，却非时事。祖杰戏显示了戏曲在传递信息、影响舆论上所具有的效率和威力，这是时事借助通俗文艺传播的强大的内驱力。编演时事与据市井新闻改编“时新”题材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写现实斗争”(11)，可以说，时事作品是最能反映一个时代风貌的文艺类型。 在明代，时人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事的诗文，尤其是民间通俗文艺从时事取材，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品。这是古代文学在明代发展出的崭新现象，也是明代文艺的重要特色。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之际的时事剧和时事小说，在其发展脉络梳理、作品考订、艺术特色分析和社会反思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例如“时事”这个核心概念与“近事”“时新”“新闻”“当代”等缺乏精准区分，出现一定程度的混用。比如，《樊事真金篦刺目》取材社会新闻，却被归入时事剧，就是因为时事与新闻不分。时事不仅是有影响的“大事”，还具有“最近期间”的特点。论者在确定一部作品距离所写事件多久才算时事作品时，说法不一，且往往尺度过宽(有10年到30年以及当代等多种说法)。由于概念、标准不清，使得一些历史作品被错误地归入时事作品，而一些本该定为时事剧的作品(如祖杰戏和后文所举的明初时事剧)，却长期未能进入研究者视野。这直接导致对明清时事剧起源及其发展脉络的某些误判。在论述中也常出现一些不能自洽的矛盾，如一边强调时事作品的“时效性”“及时性”，一边却将易代之后的戏曲小说列为时事作品，并使用“时事小说的历史叙事”这样的表述，似乎时事与历史之间没有鸿沟。除了时事剧、时事小说，还可见到“新闻小说”“政治小说”“现代剧”等多种提法，究其研究对象，却了无差别。可以说，以上纷乱削弱了时事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的价值。同时，当下的研究还局限于特定时期不多的几部时事小说和时事剧(多数已佚)，而未将传递时事、表达时政意见的其他文艺类型如歌谣、词曲、平话、传记等囊括进来，结合社会背景进行综合考察。如此则难以发现文艺与时事、时代的紧密关系，对时事作品为何在明代勃然兴起及其影响、意义等也难以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时事文艺”的概念，对明代反映时事的通俗文艺作品进行梳理，分析其特点、创作动机和社会影响，并对当下时事剧和时事小说的若干标准进行考辨。 二 时事文艺在明代的发展 (一)时事文艺起源于明初洪武朝 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短篇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半数故事发生在元末至正年间，有着很强的纪实性。如《翠翠传》，写士人金定妻刘翠翠被张士诚部将李将军抢夺为妾，为寻回妻子，金定随军遍历江浙二省，最后谎称翠翠之兄，才见到妻子一面。李将军留下他，但平日不许其“兄妹”相见，直到金定将死，“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12)。金定死，翠翠也死了，不明底细的李将军将他们相邻而葬。袁声作《领头书》传奇，自云“亲至道场山，土人犹能指金、翠葬处。及过淮阴，父老传闻，其说较详”(13)，说明《翠翠传》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考明初官史《明本纪》，记明太祖率军攻下和州，杀伤甚众，城中妇女多被强夺。“一日暇，上马台前一小儿，但能言语，不知人情。上谓小儿曰：‘汝父安在?’曰：‘与官人喂马。’‘汝母安在?’曰：‘官人处有，与父姊娣相呼。’上知不可”(14)，遂令阖城夫妇完聚。文中小儿父母的遭遇，与金氏夫妇相似，可见《翠翠传》呈现的是元末动乱最亟的江淮一带人民的普遍苦难，出自作者耳闻目击。又如《华亭逢故人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