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以降，明代文坛出现了一股选编或汇刻女性作品集的浓厚风气，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大约有三十余种，这是宋元时期所未有的文坛新气象。过去的明清文学研究比较偏重于女性的唱和行为和创作特色，而于其时女性作品集选编的文化现象有所忽略。在我们看来，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动因和社会理念，本文拟从书籍文化史角度入手，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的性别意识和文学观念，特别是一向被文坛边缘化的女性何以群体性地闯入由男性文人主导的领地。 一、女性作品从闺内唱和到流通社会 晚明以前，女性作者作品存之不多，“《隋志》所载，大都亡佚，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鱼玄机、薛涛、花蕊夫人、杨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仅三十余家”①，但是到了晚明，情况突然逆转，不但女性作品别集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女性作品汇集也越来越多，女性创作呈现一种群体性的发展态势，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家族特色的女性文学群体。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女性作品汇集，如张之象《彤管新编》(1555)、田艺蘅《诗女史》(1557)、郦琥《彤管遗编》(1567)等。进入万历以后，编辑女性作品集的风气越来越浓，一方面是由传统文人编纂的明代诗歌汇编中出现了“闺秀”或“青楼”的类目，如俞宪《盛明百家诗》、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等；另一方面则是编纂出版专门的女性诗歌总集，如周履靖《古今宫闺诗》《香奁诗》、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钟惺《名媛诗归》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还出现了由女性诗人亲自编纂的女性作品集，如沈宜修《伊人思》、季娴《闺秀集》、梁小玉《古今女史》、王端淑《名媛诗纬》等。到顺治康熙年间，更有大量的女性作品集集中刊刻，如邹流漪《红蕉集》、周之标《兰咳集》、王士禄《然脂集》、周铭《林下词选》、刘云份《翠楼集》等。而且从晚明开始，还有一大批女性作品别集相继面世，如沈宜修《鹂吹》、叶纨纨《愁言集》、叶小鸾《返生香》、陆服常《云卧阁集》、吴绡《啸雪庵诗集》、徐媛《络纬吟》、纪映淮《真冷堂词》、王凤娴《焚余草》、商景兰《香囊集》、祁德渊《静好集》、祁德琼《未焚集》、商景徽《咏雏堂集》等。在17世纪的百年间，女性作品集(包括总集和别集)的刊刻有三四百种。 这些女性作品集的刊刻，固然见证了女性文学在晚明的繁荣，但其深层内涵则是女性作品从家庭内部流通走向了公共领域。宋元时期，因为女性作者数量不多，声音微弱，大多是自吟独唱，交流对象未嫁之前主要是父兄，出阁之后主要是夫君，像李清照与赵明诚、赵孟頫与管道升、杨慎与黄娥的唱和等，流传范围皆基本局限在家庭内部。到了晚明，这种家庭内部唱和方式渐有扩大化倾向，除父兄、夫君之外，还形成了母女、妯娌、婆媳、姑嫂等唱和群体，以浙江山阴祁氏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女性作者群体即是典范。毛奇龄曰：“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祁彪佳)擅太傅之声，夫人(商景兰)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楚纕(张德蕙)、赵璧(朱德蓉)，援女诫之著书；卞容(祁德琼)、湘君(祁德茞)，乐诸兄之同砚。其他巨室名姝，香奁绣帙。董陶徐郑，咏览颇多；玉映静因，流传最久。编题姓氏，约十二家；闺阁风流，莫此为盛。”②虽然如此，她们的联结方式还是以血缘或姻亲为纽带，在明清之交的崇祯、顺治年间开始出现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形态，比如沈宜修与黄媛介之交往就是通过文字传播而得以达成的。起因是吴江叶绍袁在与嘉兴黄象三交往过程中，将沈宜修、沈纫兰与象三之姊妹媛介、德贞绾合起来，纫兰、媛介因为读了沈宜修悼念女儿的诗之后不禁移情代入，也写了多首唱和诗。“沈纫兰和黄媛介悼诗中的感情力度表明，通过同情而对彼此作品的阅读，女文人发展了她们的友情关系。”③这种以诗为媒的方式，还表现在诗集编选上，如媛介之妹德贞通过《名闺诗选》辑录的方式与归淑芬、申兰芳结为密友，这直接影响到其女孙蕙媛，也曾会同同乡女诗人沈栗、沈贞永协助归淑芬一起编选了《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在为众女性诗人编纂作品期间，少不了香闺小聚，探讨诗词，甚至笔墨酬和。”④这种交往方式进一步延伸就是女性结社，结社唱和成为她们走出闺阁、走向社会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当时比较典型的女性诗社有桐城名媛诗社和钱塘蕉园诗社，前者以家族内部女性为主，后者以同一地域女性为主。无论是家族内部唱和，还是地域女性结社，她们作品的流通还是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而真正推动她们作品流通南北、走向四方的是由书商编选和刊刻的各种总集或选集。“书籍的流通如其生产一样也是越界性的”，“一个地区生产的书籍能够流通至全国”⑤，像上面提到的周履靖、郑文昂、赵世杰、胡文焕都是著名的晚明书商，他们通过女性作品集的编印，把女性作者和作品带到全国各地。这些女性作者也从过去的闺中自吟、孤芳自赏，转而成为大众瞩目的对象，她们的才华引来了男性文人的青睐，通过作品点评，或借助文集序跋，表达了有关女性创作的各种见解。 二、舆论变化与社会转型 晚明书商在女性作品走向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广泛搜罗女性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络文坛名流，为所纂辑作品集撰写序文和点评作品，向社会推介女性作者和作品，书商与名流的协作促成了女性文学的社会化。 在上文提及的明代诗歌汇编所见女性作品，以及由男性文人或女性文人专门辑录的女性作品集中，男性文人所编作品集通常是由书商与名流合作(或盗名)完成的⑥，这类女性作品集相互之间存在较多的因袭关系，如郭炜《古今女诗选》与田艺蘅《诗女史》、赵世杰《古今女史》，胡文焕《新刻彤管摘奇》与张之象《彤管新编》、郦琥《彤管遗编》，郑文昂《名媛汇诗》与钟惺《名媛诗归》，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反映出晚明社会对于女性作者和作品的欣赏和重视。 田艺蘅《诗女史序》就谈到女性之所作与男性之所作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说男性之作是其行动的再现，那么女性之作则是其内美的外显：“远稽太古，近阅明时，乾坤异成，男女适敌。……男子之以文著者，固力行之绪华；女子之以文鸣者，诚在中之闲秀。成周而降，代不乏人，曾何显晦之顿殊，良自采观之既阙也。……盖美恶自辨，则劝惩攸存，非惟多考皇猷，抑亦用裨阴教，其功茂矣，岂小补哉!”⑦一方面感慨女子文献之不易存，另一方面则认为它有裨于阴教，这是为了证明其搜集女性作品的合理性，也是为女性作品价值作辩护，因此，他发愿编纂了这部女性作品专集。郦琥《彤管遗编序》、俞宪《淑秀总集序》亦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为保存文献与弘扬教化，他们还反复强调女性作品与男性作品的互生共成，如朱之蕃《名媛汇诗序》云：“宇宙清淑之气，泄为文章；乾坤变化之神，彰于声律。杏坛删述，兼存里巷之谣；彤管流传，总属闺闱之秀。”⑧葛征奇《续玉台文苑序》亦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⑨郦琥进一步突出了女性作品不同于男性作品的异质之美：“灵秀”，认为“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虽曰宇宙寥廓，世代绵邈，而女郎之轻俊，饶有声泽者，项背相望于世”。⑩但是，长期以来受宋元道学观念影响，人们对于女性作品往往弃置不顾，不但造成女性文献大量流失，更形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固化认识。因此，他们通过女性作品集的搜罗和编印，力图改变僵化的社会观念，“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弘识”(11)。尽管上述坊刻本的体例或内容颇有重复，相互沿袭，但确实起到了扩大女性作品之影响、提升女性作者之地位、转变传统之认识的现实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