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天下秩序与华夷观念，始终受外部政权与盟约的深刻影响。宋初因强敌环伺，汉唐天下秩序瓦解，华夷秩序陷入危机；澶渊之盟后，辽的并立地位削弱了传统天下主义；绍兴和议的“奉表称臣”，则进一步动摇了天朝尊严。这两次盟约引发士人深刻反思，促使传统的“善邻”思想被深入阐发，“中国”作为替代“天下”的想象共同体逐渐凸显。这种中国认同的强化，不仅深刻塑造了近世中国的家国观念与华夷秩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更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彰显了中华文明在危机中的自我调适与文化生命力。自汉大赋书写帝国礼仪以来，典礼仪式成为赋体传统题材。宋代重视文治，尤强调辞赋的政治功能。宋代辞赋，尤其大赋，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反思与话语调适过程。因此，从辞赋创作角度审视宋人对天下秩序与中国认同的思考，对理解宋以后家国想象具有重要意义。 一 澶渊之盟后朝贡书写的虚拟性与浮辞夸饰 至大无外的汉唐帝国消陨之后，宋廷不得不直面对北方“蛮夷”军事优势的丧失。澶渊之盟确立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御戎策略，这为此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思路，也对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冲击。当时的辞赋创作中对北方政权的述说刻意回避，对朝贡体系言说的“虚拟性”特征突出。这固然是对宋辽结盟的避讳，但其中暗含着的对传统朝贡体系、家国天下等观念的深刻思索，值得我们关注。 天子之事，唯祀与戎。澶渊之盟之后，真宗假借“天书降神”东封西祀，旨在镇服四海、渲染盛世，以找回在戎事上丢失的体面。1017年正月辛亥，有事南郊，改元“天禧”。其时，杨亿奏上《天禧观礼赋》记其盛况。这样的典礼要宣扬王朝声威，往往离不开四夷来朝助祭的场面，这场郊祀因对契丹的军事失利而引发，自然绕不开蛮夷在场，赋作写道：“南逾铜柱，西亘金河，北弥狼望，东越鳀波。四表之德咸被，崇朝之泽匪颇。”①赋中提到大宋皇恩及于四夷，其范围皆以典实道出。我们知道，典故的运用不仅包含典实在原始文献的含义，还可以暗示文献原文的完整意涵、情境以及在接受史上的衍生义。这篇赋的典故运用是相当审慎严密的，因此，其中的暗示义值得关注。赋中写大宋的南境，用马援征交趾立铜柱以界汉境、镇南荒之典②，宋朝对交趾的确存在着宗主关系，故此典的运用较为确切。大宋西境，以“金河”代指，用唐贞观年间征突厥颉利可汗之事暗示，当时西边的党项等的确向宋称臣，因此此典也比较符合实际。东方之“鳀波”，语出《汉书·地理志下》③，泛指东海各岛屿之诸国，宋代航海发达，与这些岛屿来往较前代增多，若联系左思的“于时东鳀即序，西倾顺轨”④、谢朓的“化洽鳀海君，恩变龙庭长”⑤等诗句来理解，则更能体现出杨亿宣扬上国声威的巧思。对北方的夷狄，用《汉书·匈奴传下》“狼望”典⑥，该传中载扬雄言：“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⑦“狼望”典语境中包含聚举国之力与北狄一决雌雄之意，这与此赋中西境和南境的典实暗示对蛮夷的武力征伐同一机杼，与当时大宋和辽的交往现状大相龃龉。扬雄的这篇奏议还强调征服其他弱小蛮夷为易事，但北狄是中国之坚敌，必须举全国之力，这正是杨亿用“狼望”典故要表达的意思。杨亿对四境的言说，强调大宋对四夷的杀伐征服，刻意掩盖了澶渊之盟确立的宋辽两国对等、和平的实际关系。而这种利用典故含糊其辞的虚拟性特征，其实暗含着无法直面北方强邻的难言之隐。 借典礼祭祀来掩饰戎事失利、重新树立王朝威严的思路颇具影响，比如王钦若就开导真宗：“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⑧也就是说，典礼的气氛越庄严，符瑞越纷呈，高文典册越典则，越能够体现上国的威严和文化优势。然而事实上北方并非闻风向化的附庸，典礼、符瑞与典丽之文对其镇服的效果可以说微乎其微，那只能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了，杨亿的赋就是刻意遮蔽了这一事实。赋中，大宋依然是六合同风，万国来朝，述职、纳贡、助祭的蛮夷络绎不绝，这种虚拟不实之辞反映出话语体系在现实面前的滞后与窘迫。当时朝廷的确刻意布置了外邦蛮夷敬献的场面，真宗行封禅之时，有司特意让占城、大食诸蕃国使“以方物迎献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献玉圭，长一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长者，传云：‘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⑨这种过于戏剧化的场景折射出朝廷勉力维持朝贡局面的苦心孤诣。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朝廷万不得已签下的城下之盟与传统话语对朝贡体系的言说反差太大，观念世界所想象的天下与王朝的实际处境呈现出方枘圆凿的态势。这是重新认识天下、反思本朝的重要契机，因为，他们必须给这样的状况以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提供一套新的思路。 当然，对朝贡秩序的焦虑和反思是一种隐而不彰、沉潜内转的情绪，它不可能很快在话语世界中显现出来，在当时的语境下，只能沉没在话语的底层。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差序结构”，一旦有适合的契机，便会在交邻屈辱的压迫下表现得较之汉唐盛世更亢奋，更霸气，更蛮狠，更具征服意志。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澶渊之盟后，大宋进入了“盛世”，文学对盛世气象的书写表现出空前的激情。天圣八年(1030)十一月戊辰，仁宗合祀天地于圜丘，范镇献上《大报天赋》铺写其盛况。“大报天”即遍祀天地，《礼记·郊特牲》：“大报天而主日也”，郑玄注：“大，犹遍也。天之神，日为尊。”⑩范镇以“大报天”名之，是要彰显上天对宋廷的眷顾。与杨亿赋不同的是，此赋重点不在上天与宋帝的沟通，而在突出大宋躬行仁道、物阜民丰、天下和熙的盛世图景。赋作以“雷出而奋豫，风兴而披靡”结撰全文，表示大宋正处在“豫卦”之时，五阴应之，蛮夷宾服，刚志大行，利建诸侯而行征伐之事。赋作描写蛮夷助祭曰：“西逾月毳之垠，东走天池之纪。北穷祝栗之野，南极濮铅之地。雷出而奋豫，风兴而披靡。穹居卉服、革体木荐之酋，髽首贯胸、离身反踵之帅，寻声望景，知中国之有至仁；梯虚航深，示戎狄之无外事。顺走我辙迹，服驯我鞭辔。乃有双觡共抵之兽，赤汗赭沬之驷，浮琛没羽之珍，文钺碧砮之异。诸福之物，倜傥奇伟；众变之状，灿烂谲诡。按图谍而未书，历封禅而不至。滔滔焉，峨峨焉，来助祭者波委而岳峙。”(11)“月毳”即月竁，指极西之地，这也暗示了夷狄的归附，颜延之有诗曰“月竁来宾，日际奉土”(12)；“天池”指东方的大海；“祝栗之野”和“濮铅之地”借用《尔雅·释地》的说法(13)，是代指南北蛮夷的套话。赋中对蛮夷习俗和贡物的描写大多来自于《尚书·禹贡》《逸周书·王会篇》和《礼记·王制》，既是描写蛮夷的惯用语，也是借着这些文献生成的时代，在夸耀三代之治在大宋被发扬光大。其他如孔武仲作于嘉祐年间的《四海以职来祭赋》也是沿袭着威服四夷的套话，如说“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于蛮貊，下感心于黎庶”(14)云云，以表示王朝德配天人、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