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非常重视读书法，提倡从文本直接涵泳意义，并提倡深入的体验式阅读。对于《诗经》，朱熹直接解读文本，废《毛诗序》旧说，在《国风》中发现二十多首“淫诗”。那么，在朱熹的理论中，“淫诗”是否也需要体验式阅读呢? 从现代观念来看，朱熹所说的“淫诗”，就是《诗经》中反映先民情感生活、朴素真挚的情诗。因此，文学研究者大多肯定朱熹的“淫诗”说，认为朱熹突破了汉唐注疏的束缚，恢复了《国风》情歌的本来面目——虽然朱熹未能摆脱《诗》教传统而用了“淫诗”之称。①与此相反，经学研究者则批评朱熹的“淫诗”说，认为朱熹误解了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并认为“淫诗”说在明清之际已遭到普遍的质疑甚至摒弃。② 然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朱熹“淫诗”说的阅读史意义，比如它与朱子读书法的关系，以及它在《诗经》阅读活动中的实际境遇。研究朱熹的“淫诗”说，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种逐渐被明清学者弃之如敝屣、然后又在现代文学观念中浴火重生的《诗经》阐释理论，而应该关注它隐含的阅读理念，及其在《诗经》阅读中引发的各种困惑与挑战。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重新考察朱熹的“淫诗”说及其效果史。 一、朱熹的“淫诗”说与“切己体验”读书法 《毛诗序》早已指出，在《诗经》的“变风”中，有些作品内容涉及“淫奔”或“淫乱”。朱熹的“淫诗”说，与汉儒所说的“淫奔”诗有何不同呢? 汉儒所说的“淫奔”或“淫乱”诗，其实是“刺淫”诗，诗歌作者都是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君子”，或为“大夫”或为“国人”。如《邶风·新台》涉及卫宣公淫乱，《诗序》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③再如《齐风》的《南山》《甫田》涉及齐襄公淫乱，《诗序》认为是齐国“大夫”刺齐襄公。总之，作品内容虽然涉及“淫”，但作者是从道德的角度对其进行委婉或辛辣的批评，因此符合孔子对《诗经》的概括——“思无邪”(《论语·为政》)。 相反，朱熹所说的“淫诗”，实为“淫奔者自作”诗，即“淫诗”的作者就是“淫奔者”本人。如《鄘风·桑中》，《诗序》说是“刺奔”，但是朱熹批评《诗序》“误矣”，认为“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再如《齐风·东方之日》，《诗序》解释说：“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熹也纠正道：“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④ 朱熹认为“淫诗”是“淫奔者自作”，这与《诗经》学的基本理念“思无邪”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因此，朱熹重新定位《国风》作者的身份，并重新解释“思无邪”，试图消解这个冲突。 朱熹认为，《国风》很多作品出自民间里巷的普通百姓，他辨析道：“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以为出于国史，则误矣。”⑤他尤其强调：“《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也。”⑥这些看法，非常契合文学的民间起源论，受到了五四以来现代学者的称道。 不过，朱熹关心的问题，并非《诗经》是否源自民间。他对《诗经》作者的看法，与他对“思无邪”说的改造互为表里。如果《国风》作者包括“里巷”的“匹夫匹妇”，那么就可推论出：“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如果《郑风》《卫风》是“里巷狭邪之所歌”，甚至可以推论出：“若言作诗者‘思无邪’，则其间有邪底多。”⑦于是，朱熹将“思无邪”的重心从作者视角转移到读者视角，剥离了“思无邪”与作者的关系，认为“思无邪”只是对读者阅读效果的规定：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⑧ 所谓“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就是“劝善惩恶”。其实，儒家向来重视读者阅读儒家经典的实际效果。《左传·成公十四年》早已指出，《春秋》“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以一字寓褒贬的方式直书乱臣贼子的行为，就是希望产生“惩恶劝善”的阅读效果，最终实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颖达等人注疏《左传》时，将其挪用于《诗经》。⑨与朱熹同时但反对朱熹“淫诗”说的吕祖谦也说：“《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⑩ 看起来，朱熹用来描述“思无邪”阅读效果的“劝善惩恶”，本身并无新意。汉儒所说的《诗经》“刺淫”诗、《春秋》记载的各种篡逆，都可以收到“劝善惩恶”的效果。前者的作者是“国史”，后者的作者是孔子。为什么朱熹要强调通过“淫奔者自作”的“淫诗”达到“劝善惩恶”的阅读效果呢? 其实，北宋学者对于“国史”所作的“刺淫”诗能否实现“劝善惩恶”的功能、《诗经》是否应该删去“刺淫”诗，甚至史书是否需要记录后宫淫乱，已开始产生困惑。胡安国曾对河南刘奕说：“史氏记烦而志寡，如班固书载诸王淫乱等事，尽削之可也。”刘奕回答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诗》，如《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诸篇，何以录于《国风》而不削乎?”胡安国竟然一时语塞，于是请教杨时。杨时解释道：“此载卫为戎狄所灭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胡安国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接着引申道：“因以是考于历代，凡淫乱者，未有不至于杀身败家而亡其国者也，然后知古诗垂戒之大。”胡安国还进而批评道：“近世有献议，乞于经筵不以《国风》进读者，殊失圣经之旨矣。”(11)王安石曾建议经筵不讲《诗经》“变风”涉及淫乱的诗篇，胡安国的批评正是针对王安石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