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创，是自宋代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源自当时的《诗经》学，进而扩展，广泛运用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批评中，是关于通俗文学功用论的基本范畴。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惩创说因其浓厚的理学背景而被抛弃，现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很少有人提起惩创，惩创说的合理内涵也湮没不彰。今天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须要对之加以钩沉、阐发和扬弃，激发其中有价值的元素。 惩创是“惩”与“创”同义并列词。惩即惩治、惩戒。“创”本义为刀伤，引申为心理戒惧。后世文献里“惩创”有惩治与惩戒二义：惩治侧重外力对肉体的打击，惩戒偏重内心的警戒。孔颖达《尚书正义》曰：“‘创’与‘惩’皆是见恶自止之意。”①见恶自止，即自我警戒。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生还真可喜，剋己自惩创”之“惩创”亦是此意②。但直到唐代，惩创都只是一个普通词语；自宋代特别是朱熹论《诗经》后，才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一、朱熹《诗经》学，以“惩创”取代“讽刺” 汉唐《诗经》学谨守《毛诗小序》，宋代《诗经》学从质疑《小序》开始，欧阳修、苏辙、郑樵导夫先路，至朱熹《诗集传》而集其大成。朱熹废置《小序》，参考众说，而以己意说诗，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惩创说修正《小序》的“变风”讽刺说。汉代《毛诗小序》、郑玄多牵连春秋政事，以美刺说诗，认为正风正雅为美，变风变雅为刺。对此，朱熹驳斥说： (《小序》)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之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③ 朱熹否定《小序》解说诗意“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批评汉人“拘于时世之先后”比附史事以说诗。在他看来，汉儒说《诗》动辄讽刺国君，乃“失是非之正，害义理之公，以乱圣经之本指，而坏学者之心术”④，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因此他不惜花费心力予以矫正，特别是对所谓“女惑男”之郑风、“男悦女”之卫风之类怀感诗，完全否定《小序》的讽刺说，而沿着郑樵的道路，主张“淫诗说”；矛头所向，直指当时仍旧坚守毛、郑的吕祖谦。 吕祖谦依然以美刺说诗，但认为有直刺、微刺与“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意自见”之不同，《桑中》《溱洧》等篇，属于后者，“闵惜惩创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⑤。朱熹接受吕祖谦“闵惜惩创”的说法，但不认为《桑中》《溱洧》等是刺诗。他辩驳说：“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⑥朱熹所言有两层意思：其一，如果是刺诗，那么诗歌的作者与诗中的主人公应该有宾主之分，并非同一人。而《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⑦，是以第一人称抒写的，作者怎么可能讽刺自己的行为?其二，既然是第一人称抒写，那么这种人已“安于为恶”，讽刺又有何效果?恐怕只会助长他作恶。朱熹进一步责问说：“《桑中》等诗，若以为刺，则是抉人之阴私而形之于诗，贤人岂宜为此?”⑧总之，他不相信《桑中》《溱洧》之类是刺诗，而认为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怀感歌谣。 在朱熹之前，郑樵已经提出：“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⑨受其启发，朱熹进一步下判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⑩风出于里巷歌谣，即《国风》出于民间，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崭新论断，是宋代《诗经》学的重要创获，迥然不同于汉唐儒士所认为风诗出于朝廷诗人、士大夫之手的旧认知。虽然这个论断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元明清时广为接受，一直至今都是对于《国风》最基本的认识。 正是基于“风出于里巷歌谣”这一基本认知，朱熹才提出《国风》中那些第一人称的怀感诗是“男女之自作”，而非如《小序》所谓“刺淫”。《毛诗小序》认为《鄘风·桑中》等篇刺淫，而朱熹以为是淫者自作；《邶风·静女》等篇，《小序》别指他事，而朱熹也以为是淫者自作(11)。把这些诗篇视为淫者自作，在南宋以后不乏响应者，如辅广《诗童子问》、朱鉴《诗遗说》等都认同“淫奔之诗”说，乃至于朱熹三传弟子王柏《诗疑》有删诗之举，是宋代《诗经》学的一桩公案。 然而，“淫诗”说不免启人疑窦：为什么孔子删诗时不删去这些“淫诗”呢?朱熹提出惩创说对此疑问加以解释。他说：“上至于圣人，下至于淫奔之事，圣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读者知所惩劝。”(12)读者知所惩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过美刺达到惩恶劝善之目的，而是从读者角度，着眼读诗的心理效果。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3)“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是朱熹首次提出惩创说的命题。《朱子语类》解释得更清楚：“夫‘善者可以感发得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读好底诗，固是知劝；若读不好底诗，便悚然戒惧，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读《诗》者，使人心无邪也，此是《诗》之功用如此。”(14)与汉唐人的讽刺说相比，朱熹的惩创说有以下几方面要义。 首先，朱熹认识到“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15)，因此《国风》诗篇内容本身是有雅、郑之别的。吕祖谦认为《诗经》经过孔子删汰，已没有淫诗，即使写淫也是刺淫，是雅乐；朱熹则认为《国风》有男女自作“不好”的淫诗，《桑中》《溱洧》等诗就是桑间濮上之音，圣人之所以存留这些“不好”的诗，是为了令读者悚然戒惧，自反本心，从而起到惩戒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