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小说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妨碍学术深入发展。如研究视野方面，自设雷池，局限在传统的作家作品分析；研究对象方面，避开经典名著，专攻牛溲马勃；研究目标方面，浅尝辄止，不求其所以然；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重要前提是明晰小说史研究的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工作既是考古的，又是当下的，因而兼具文献学与文艺学双重属性；一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作为叙事文本，携带的社会信息、人生信息比起抒情性文本更多一些，这些信息具有较多的认识价值，认识、理解这些信息是更全面体现小说价值所必须的，同时又是阐释小说文本特殊的视角。 有鉴于此，欲深化小说史研究，融通文史就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途径。 一 把小说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解读、阐释作品。即以《封神演义》的阐释为例。 《封神演义》中有一个着墨甚多的人物形象——黄飞虎。他的姓名在全书中出现六百余次，有关他的文字超过六万，甚至超过了横跨仙人两界、“封神”主角的姜子牙。黄飞虎反五关，作者足足写了三万多字，是全书“人间”故事的极致。另外，不仅他本人是故事的重要人物，作品里还写了黄氏家族的一干成员，牵三挂四写一个家庭，《封神演义》中也是仅此一例。这个黄飞虎头上还顶着个闪亮的大帽子“武成王”，而这个头衔在商、周两方均为元戎之首，“武王问子牙曰：‘昔黄将军在商，官居何位?’子牙奏曰：‘官拜镇国武成王。’武王曰：‘孤西岐只改一字罢。’便封开国武成王”①。这个“武成王”，在商是“镇国”，在周是“开国”，实在是国之干城、柱石。作者这样来写，一则要显示黄飞虎地位的尊崇，二则也突出了“武成王”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头衔。 这样一个黄飞虎，由何而来?作者给他安上这个头衔是率意、顺手之为，还是别有原因? 搞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封神演义》的思想蕴含，以及认识其社会价值都至关重要。而问题的答案就在明代的历史文献之中。 据《明史·礼志》：“(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至是，罢庙祭，去王号。”②也就是说，“武成王”的桂冠原本是戴在姜子牙头上的，是被朱元璋强行摘掉的。摘掉的原因，又牵连到当时一桩思想界的公案。据《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③朱元璋建政之初极力强化专制统治，所以看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限制君权的论述大怒，提出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除，不准进谏，敢讨论者将获重罪。随后又大力阉割搞出了删节本《孟子节文》，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因为孟子的民本主张是在评述武王、太公伐纣事件中提出的，所以朱元璋阉割《孟子》与罢黜太公“武成王”是密切联系的政治行为。而事情的焦点则聚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番言论。 《封神演义》中写“武成王”黄飞虎反抗商纣，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纣王设炮烙刑残杀大臣时，黄飞虎在朝堂上当众演说，书中写道： 众大臣俱至午门外。内有微子、箕子、比干对武成王黄飞虎曰：“天下荒荒……如之奈何?”黄飞虎闻言，将五柳长须捻在手内，大怒曰：“三位殿下，据我末将看将起来，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纣王江山，炮的是成汤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我等岂忍坐视败亡之理!”④ 与前引《明史》所载相对照，《封神演义》的“武成王”几乎就是在与朱元璋唱对台戏。历史上的“武成王”姜子牙因为主导了“视君如寇仇”的伐纣斗争，被后世专制暴君摘掉了桂冠；而小说的作者虚构出一个反抗暴君的黄飞虎，让他大胆讲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高调给他戴上“武成王”的冠冕，其中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封神演义》中虚构了反出朝歌、与暴君刀兵相见的黄飞虎，又捡起被暴君摘落的“武成王”桂冠，戴到他的头上，便强化了这一形象反暴君的象征意义。 自汉代开始，对于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历朝历代争议不断(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记的御前辩论⑤)。而《封神演义》问世、传播之后，公然为商纣张目的言论便十分罕见了。这不能不归因于小说对昏君、暴政强有力的挞伐，而其中“武成王”黄飞虎的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价值。 二 小说作为一种以叙事为主的文学样式，其内容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迥然有别。无论是写世情、写历史，还是写灵怪，它总是离不开对人生与社会的记叙——也许是间接或变形。这种情况下，其记叙就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具有了“补史之阙”的意义。而认识这种“补”的笔墨，有时又反过来成为分析作者创作心态、作品叙事艺术的特殊角度。这一点，《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小说有关盐政的描写即为典型的案例。 清代财政的重头戏是盐务。清代盐政制度设计繁杂，运行中利益各方计谋迭出，使得盐政如迷宫般难于廓清，以致有“盐糊涂”之说。 关于盐政的变迁，官方文字记载不少，但是彼此矛盾处多有，表述不清者也非罕见。这种情况下，蒲松龄以亲身见闻所写的具体实例就具有了特别的文献价值。如《王十》篇： 异史氏曰：“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其私者也。近日齐、鲁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则廉其直；而售诸土人，则倍其价以昂之。而又设逻于道，使境内之人皆不得逃吾网⑥。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残其胫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呜呼!冤哉!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本境售诸他境非私，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上无慈惠之师，而听奸商之法，日变日诡，奈何不顽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各邑肆商，旧例以若干石盐赀，岁奉本县，名曰“食盐”。又逢节序，具厚仪。商以事谒官，官则礼貌之，坐与语，或茶焉。送盐贩至，重惩不遑。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