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能否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直接关系到和平与发展问题，“文化通心”则是人类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理想境界。在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文化间的异质性，即文化差异。通过文化差异人们能够理解自身在全球文化中的位置，形成文化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但是，对差异的过度关注也助长了文化分裂主义、种族主义等风险性思潮的滋生，故而如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üller)所主张的，有必要以“文化的共存”替代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冲突”①。相较于文化差异，文化间的“共通性”是构建异质文化彼此理解更为直接的要素。不同民族、种族生活在不同文化空间中，都存在某些共同的、互通的、具有相似社会文化功能的内容，“文化共通性”通常或不醒目，或早已内化于人们的文化惯习之中，故而相较于文化差异而言更不易被察觉、不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也正因其“更隐蔽、更难以被表达”而更具研究价值。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需求，故而都拥有独特的时尚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时尚文化融入了多种复杂的、跨国的要素，这些要素既是视觉的又是物质的、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②，赋予了时尚文化以“文化共通性”。尽管已有国外学者关注时尚的跨文化交流③，但大多数都将亚洲或非洲的时尚与西方的权力规范联系起来，而不是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④，使得全球南方时尚服装被描述为异域的“民族服装(ethnic colothing)”⑤。中国是时尚生产大国，以服饰为载体的日常时尚文化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通过强大的贸易网络融入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日常生活，进而在生产、流通、消费互动中与不同地域时空中的文化惯例和文化历史相缠绕，赋予了其之于全球南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其相较于动漫、广告等被日韩主导多年的流行文化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在地化传播优势。从构建“文化共通性”的视角对其施以关注有助于推动这些“被淡忘”的时尚文化在全球流行文化体系中找寻自身独特的主体性。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一)“文化共通性”：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须关注的新视点 相较于文化差异，“文化共通性”能够唤醒不同文化个体对彼此内在联系的关注，从而拓展文化间“拆墙”对话的可能。在定义层面，曹明德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不论生活在哪一个地理空间中，彼此之间都有某些共同的、可以互通的文化内容，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线和色调⑥。中国台湾学者汪琪则以“文化可共量性”的说法言及文化共通性，将其与西方的“普世性”相区分，超越了文化本位主义⑦。此外，还有学者将“共”和“通”拆开解释，认为理解共通的关键在于对“通”的理解，其涉及物体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联通性、文本间的可转译性，以及人类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想象⑧。将目光转向过去，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相关论述中涉及了对“共通”的阐释，二人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及的世界文学理论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⑨这里的“文学”不仅指涉狭义的文学艺术，亦泛指科学、历史、哲学等层面。二人强调的是在尊重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地方文化片面性和局限性理解的超越，即世界文化共性与民族文化个性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辩证关系。 总体而言，既有关涉“共通性”的研究数量较少。其中，与传播学和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通性阐释⑩、媒体艺术的共通性(11)、历史文明共通性(12)、地域文化的共通性(13)、人格的跨文化共通性(14)展开；其他研究则关注民族间文化、审美、伦理实践、文学作品等微观领域的共通性(15)，鲜有研究将文化共通性置于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 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看，目前国内研究关注更为微观的“共情”，注重国际传播实践如何达到超越自我本身、理解他者情感、与他者共鸣的效果。有学者将“共通”和“共情”置于并列关系，认为共情、共通和共享是融通中外过程中的三个认知目标(16)；也有学者认为，共情是一种心理策略、互动模式和说服手段(17)，若想达成“共通”则更需要一种广泛的共情意识(18)，即共情是实现共通的一个条件。笔者更认同后者的观点，其一，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有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例如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衍生出了以跨文化人格为代表的讨论。相关研究认为，人格特质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全人类共同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9)，其具有共通性意涵(20)。其二，文化共通性本身受到文化交流的广度、意识形态沟通、传播行为效果、情感互动状况等多元因素影响，因此构建对文化共通性本身的理解更具先行价值，其涉及文化交流中最根本的接触和理解层面。例如，有学者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翻译的实践考察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彰显了超越当前国家框架的东方思考，但其内在的观念逻辑对西方社会而言较为陌生，俄罗斯民众难以准确理解该词，使之难以深入海外民间社会(21)。最后，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路径层面看，其起源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关注重心与文化共通性有着内在关联。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中“习焉不察”的熟悉事物，而非新异、引发短暂趋之若鹜的事物。在跨文化田野中，研究者首先被“异”吸引，真正进入文化体系内部后则需“由异转常”，以洞悉文化内部的深层结构，“文化共通性”往往存在于不同文化共有的常态之中，而非特殊性之中。 越是习焉不察，越可能是一个社会普遍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相反，越是引起大家关注的新异的事物，越有可能并非是社会的常态和根本重要的。(22) (二)非洲日常服装文化与“中国-全球南方”时尚合作 非洲大陆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割成众多文化上相似但又相互封闭的文化单位，其内在文化结构具有“相似却少联系，同一而缺整合”的特征(23)。在文化研究领域，非洲时尚文化通常被认为缺乏西方时尚文化中的创造力(24)，致使全球南方时尚逐渐成为“被淡忘的”的文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