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媒介的普及，监控研究领域已成为理论反思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学术研究热潮与全球社会监控数量的突增同时发生。监控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探讨了监控技术如何被政府、企业、媒体、个人用于监控群体和自身的行为。监控活动不仅涉及技术的使用，还涉及图像的产生和组织。数字媒介的信息开放架构提供了全天候监控用户行为的新机会，引发了关于隐私、公民权、权力和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伦理、立法和政治问题。然而，本文并不打算提供监控作为一种观察系统的全面概述。相反，本文将监控视为一种媒介实践活动，从“边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引发数字媒介时代关于后全景敞视主义的讨论，暗示我们正在目睹曾经作为离散的监控系统在汇聚，形成新兴的“监控集合”。这个集合体从其地理系统中抽离出人的身体，并将它们分离成一系列离散的流动信息。然后，这些流动信息被“再媒介化”成可以被仔细审查并成为干预目标的“数据替身”(data doubles)。 一、后全景敞视下“监控研究”的媒介演变 监控研究自其发端以来，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转变。最初，监控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层面的权力动态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概念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边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影响。边沁在1791年提出的全景敞视建筑设计中，设想了一个中央监控塔，从这个位置可以无死角地观察到囚犯，而囚犯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从而产生一种持续的自我监控状态。边沁的全景监狱涉及三个主要假设：第一，通过检查员的隐形性同时确保其无处不在；第二，监控对象的普遍可见性；第三，被监视者假定的持续被观察。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边沁来说，全景监狱明显涉及权力的两方面：一方面，“对……的权力”，即有能力在空间上组织不同类别的囚犯，观察他们，惩罚他们，以及对违反必须遵守的规则的行为进行纪律处分；另一方面，“自我驱使”的权力，也就是说，监控是“无处不在却不露痕迹”的，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监控之下的囚犯最终会行使自我约束和自我纪律，权力通过结构和空间的设计自动化地进行管理和控制。福柯借用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设计理念，通过比较古典与现代的规训方式，阐释了注视作为监控的机制，并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指出“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福柯认为全景敞视主义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权力设计，还塑造了“服从性文化”的底层逻辑。它依赖于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不对称关系，即监视者可以看到被监视者，而被监视者却无法看到监视者。这种不对称的可见性关系创造了一种持续的、潜在的监视状态，使得被监视者时刻感觉到自己可能被监视，从而自我规范行为。该机制不仅限于监狱，还渗透到了学校、医院、军队、工厂等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本质是将工业革命背景下“效率至上”的工业文化嵌入个体认知——通过“隐形凝视”让个体主动接受“规训即正常”的文化观念，例如工厂工人将“被监控下的高效劳动”视为职业本分，学生将“教室监控下的沉默听讲”视为学习常态。这种文化规训使权力从“外在压迫”转化为“内在认同”，形成了“中心化权力—个体服从”的单向文化关系。而福柯对全景敞视主义的批判，恰恰指向这种文化的异化：当“被监控”成为文化常态，个体的反抗意识被消解，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文化”已逐渐让位于工具理性的“规训文化”。 边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是基于全景敞视建筑这一实体构建起来的，并推广至二元统一的观看话语结构，在迈向数字观看后，则受到了数字媒介的挑战。数字时代带来了更加复杂和隐蔽的监控形式，如数据收集、算法分析、社交媒体监控等。这些技术使得监视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扩展到了虚拟空间，原先全景敞视的单一中心化监控逐渐让位于更加分散、多层次的“后全景敞视”(postpanoptic)的监控模式。罗杰·克拉克(Roger Clarke)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概念，认为“dataveillance”是“data”(数据)和“surveillance”(监控)的合成词，指通过信息技术系统使用个人数据来调查或监控一个或多个人的行为、通信或活动。[1]克拉克将数据监控区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个体数据监控和大规模数据监控。这不仅精准指出了数字监控“隐蔽性”与“高效性”的核心特征——个人行为模式、消费习惯、社交互动等数据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被收集、存储和分析，导致个体生活多方面处于监控之下，还深刻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监控机构(如政府、企业)与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前者掌握丰富的个人数据资源，后者却对自身数据的收集与使用一无所知。然而，这一理论仍存在明显的视角局限：它虽清晰剖析了数字监控的技术形态与直接影响，却未能深入触及监控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动因，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普及后逐步崛起的“数据崇拜文化”。这种文化以“数据即真理”主导社会认知，使得政府借“数据治理”之名强化监控。企业以“数据精准”为噱头收割流量，个体则被动接受“数据透明即社会进步”的文化叙事，忽视了数据背后“选择性采集”与“文化偏见”的本质。随后，戴纳·戈登(Diana Gordon)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分别提出了“电子圆形监狱”和“超级圆形监狱”，指出：“电子圆形监狱”强调电子监控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更多是通过电子监控系统(如摄像头、互联网、数据库等)来实现对个体的监视和控制[2]；“超级圆形监狱”是基于网络和数据的全方位监控的进一步延续和扩展，不仅包括了电子监控，还涵盖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在监控中的应用[3]。戈登和波斯特的监控理论都是对福柯“全景敞视”理论的延伸，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监控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以及对个体自由和隐私的潜在威胁。21世纪初，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数字时代的监控议题提出了“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的概念，阐释以液态监控为代表的现代监控模式不是一种具体的监控方式，其中并无中心化的监控点，监控活动是由多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在不同的网络节点上进行的，指向当今社会充满流动性和动荡不安的现代性中的监控模式。[4]鲍曼所描述的这种“去中心、多节点”的液态监控，更暗含数据流动性下的个体归属感危机：数字媒介让监控突破空间边界，也让稳定的文化认同被打破——个体在跨平台数据流动中，既需适应社交媒体的“表演文化”(如主动分享生活以证明存在)，又需应对企业的“消费文化”(如数据被用于推送商品)，最终陷入被监控却无明确监控者的文化焦虑，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文化被“数据陌生化”文化取代。在鲍曼看来，液态监控是一种在“边沁—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所发展的“后全景敞视”(post-panoptic)结构下的监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