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展演”①(ritual performance)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本土化②的研究路径：西方研究多强调“他者”视角，而中国学者则常在“我者”经验与“他者”立场之间游移，由此凸显本土化研究的特殊性。然而，近年来本土化的“仪式展演”研究往往停留于常识性理解，未能清晰阐释双重视角的生成机制，这导致仪式研究长期局限于西方经典个案的框架，缺乏与当代社会及地方语境的深度互动。本文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展开探讨：其一，厘清本土化“仪式展演”研究的概念内涵；其二，探讨其如何消解并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其三，分析本土实践在“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此外，本文将关注城市与虚拟场域中仪式展演的新趋势，反思本土化“仪式展演”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西方“仪式展演”研究发展脉络回顾 20世纪，“仪式展演”作为学术概念和研究议题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兴盛，受到人类学、宗教学及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例如：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基于宗教生活(religious life)范畴讨论集体仪式展演的秩序；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理解自我表演的行为意义；维克多·特纳(Victor W.Turner)涉足异文化语境下仪式过程的社会性意义；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从人类表演学视角探究仪式作为社会关系的隐喻问题；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聚焦于个体口头艺术表演者何以通过“文化展演”行为及其属性理解公共空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引领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研究的潮流，并以此阐释社会性别(gender)身份的建构过程；罗纳德·格兰姆斯(Ronald L.Grimes)的研究强调了“表演性”在“展演行为”及仪式研究中的关键作用；等等。③ 步入21世纪，西方“仪式展演”研究进一步发展。马里奥·阿圭勒(Mario I.Aguilar)关注宗教与文化的边界问题，指出在这一挑战性议题中，仪式及其展演构成了两者间的中介时空；基于不同功能或语境的仪式展演，宗教实践得以调适。这使得文化间充满质疑与挑战，地方宗教也因此呈现出“混乱的文化”(confused culture)现象。但阿圭勒同时强调“仪式展演”的“重组”意义，认为其作为宗教人类学研究视野中的特定时间观，推动了学者对“地方”之能动性的思考。④费利西亚·休斯-弗里兰(Felicia Hughes-Freeland)等人则探讨了“仪式化的行动”，并提出三则核心问题：在仪式实践的现场—中介语境中，如何通过人类学分析来表述展演活动与观众的多样性；在全球—地方实践的互动中，仪式如何解读身份政治、权力及文化之间的关系；仪式化社会行为如何介入文化、展演及媒体的研究思考。他们认为，仪式化的展演实践并非在时空中简单移动的仪式过程，而是创造力与约束力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体现。⑤学界对“仪式化展演”过程的论述，重在强调研究应聚焦于仪式展演的生成过程及其参与者的意义(而非对参与者身份持固化认知)，相关文集亦呼应了仪式展演在仪式研究中的能动意义，例如探讨表演者如何在仪式过程中通过仪式空间塑造自身的展演行为。⑥“仪式展演”研究的视野不再囿于传统村落中的仪式活动，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化语境下的仪式展演行为。例如，讨论仪式展演活动对于跨国语境下的表演身份、“家园”(homeland)及其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意义⑦，或将仪式展演视为探讨国家及民族主义的有效路径⑧。这种从地方性通往全球化的趋势反映出“仪式展演”现象连接地方与身份的能动作用，并催生了新理论的发展。 总的来看，20世纪的西方“仪式展演”研究经历了从结构-功能分析到跨学科批评的范式转型，西方经典理论奠定了“仪式”作为社会文化再生媒介的认知基础；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通过解构“表演性”“能动性”等传统概念，推动该领域向全球化、日常生活实践及权力关系批判等维度拓展。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神圣到世俗，研究对象不再囿于宗教仪式，而是延伸至政治仪式、数字仪式等泛化形态；二是从结构到过程，从静态的文本功能描述转向动态的展演民族志；三是从地方到全球，打破传统的村落语境限制，开始关注跨国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身份重构。西方学界的理论探索，既为本文阐释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比较路径，也启发我们将对“他者”视角的批判作为方法论基础。尽管中国学界深受西方研究的影响，但本土化研究已衍生出具有“我者”主体性的文化经验：一是立足汉族文化的“近我”经验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他者”认知，打破西方异国情调想象；二是承认研究者立场的流动性，揭示民族研究中的语言/认知鸿沟及话语体系差异；三是直面本土仪式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探索西方理论框架与地方性知识的权力博弈。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通过概念谱系分析与范畴重构，揭示三个核心命题：一是中国学者通过双重视角(即“他者”理论与“我者”经验的对话)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了主体性阐释体系；二是“仪式展演”研究呈现主客位辩证关系，平衡了全球视野与地方经验；三是数字技术时代重塑“仪式展演”的虚实界面，拓展了新的文化表达形态。本文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仪式展演”理论框架，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学理支撑。 二、研究缘起：“仪式展演”研究的本土化认知 中西方学界对“仪式展演”概念的认知存在分野：西方学界多将其译作“ritual performance”，侧重其外显行为与表演性特征，强调仪式作为一种社会展演所具有的实践属性；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仪式展演”则常被泛化为具有展示性的仪式实践活动，其学科边界与理论特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具体到本土化实践层面，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也存在双重偏差：既未明晰“展演”区别于一般表演的仪式性内涵，又忽视了该概念从神圣性向世俗性拓展的理论演进趋势。鉴于此，当代研究更需关注仪式展演在城市化与数字化进程中的转型问题，例如虚拟空间中的仪式化展演行为。本部分通过对核心概念的辨析，旨在厘清中西方相关理论的差异，揭示本土化“仪式展演”研究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路径，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